作者：麻争旗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从符号传播、语言传播的一般原理切入，提出了“翻译二度编码论”的核心理论及观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对媒介跨文化传播中的诸多命题进行了辨析。文章以媒介跨文化传播的中心环节—语言转化为研究对象，以克服语言障碍、跨越文化差异为出发点，深入剖析了翻译二度编码的基本原理、文化属性及传播功能，并着重说明它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从学术意义上讲，文章的核心在于运用翻译二度编码的理论来揭示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媒介传播的基本规律。对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翻译二度编码论

　　翻开传播学的一般论著不难找到关于符号传播的基本原理，包括各种编解码图式。但是套用已有的理论还不能说明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问题，因为符号传播的普遍公式是以“你知我知”的同一符号系统为前提，而跨文化传播的根本使命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媒介跨文化传播的关键也正在这里。 如果我们运用符号传播的一般原理，来分析大众媒介的文本读解过程，则可找到媒介跨文化传播的本质规律性。

　　一、媒介跨文化传播的本质与规律

　　1、 符号传播的一般原理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人是符号的动物，世界是人造的符号世界。人创造并使用符号进行交流传播，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符号互动，不存在没有符号系统的传播。所谓符号，就是用来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人之所以异于动物，是在于人具有符号化能力，即能用语言符号进行概念化思维。人创造语言及各种非语言符号用以象征意义来进行沟通交流。语言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它是人们交流、沟通的最重要的工具。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即编码、解码。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把意义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所接受语言（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意义。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对信息或意义交替往复地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

　　显然，决定传播过程的关键要素是符号——在一方的思想中代表某个意思，如果被另一方接受，也就在另一方的思想中代表了这个意思。 文化学家指出，符号是文化产物，是社会习得，代表的是经验、传统，因而必须为社会所共有。但符号具有抽象性和片面性，人们是用有限的符号来指代那无限的世界、无限的意义。这就不能不造成理解的不确定性。语言本身的线性品质使之只能表达事物的某一偏面而排斥其他方面。 正如常言所说，小说说不尽人间故事，诗歌道不尽人世情怀。“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 从另一个方面看，代码、语境和意义是一个事件的不同方面，相同的代码由于语境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 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便是符号传播的一般原理。那么，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

　　2、 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

　　大众传媒首当其冲的，便是电视。被学术界称之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之理论大师的霍尔（Stuart Hall）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和流通原理，提出了关于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学说。他把电视话语的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对独立的条件。

　　第一阶段是“制码”——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加工者对世界的看法，如世界观、意识形态等。这里的关键因素是代码（code），它是解读符号和话语之前预设的，已经存在于加工者脑海之中，就像作为语言代码的语法。句子要产生意义靠的是语法，电视话语“意义”的产生则靠的是代码系统。

　　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电视作品一旦完成，即“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由于图像话语将三维世界转换成二维平面，它自然就不可能成为它所指的对象或概念，而且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但又不断地由语言或通过语言来表达，所以，意义并非完全由文化代码预设，意义在系统中是由接受代码决定的，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跟所给事实不一定符合，观众完全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思，而且各人得到的意义也并不相同。这就是电视文本的多义性。

　　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这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世界的一系列看法，如观众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观众面对的不是社会的原始事件，而是加工过的“译本”。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译本”的意义。如果观众能够解码，能看懂或“消费”电视产品的“意义”，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能够被“解码”成新话语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意义和信息不是简单被“传递”，而是被生产出来：首先产生于制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

　　霍尔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即著名的“霍尔模式”：一是“支配—霸权立场”，观众的解码立场跟电视制作者的“专业制码”立场完全一致，制码与解码两相和谐；二是“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这是大多数观众的立场，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传受双方处于充满矛盾的协商过程；三是“对立码”立场，观众能看出电视话语的“制码”，但选择的是自己的解码立场。

　　“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意识形态被传送后并不等于被接受。传者的解释并不等于接受者的解释。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观众（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有关民族志观众的研究从经验层面为“霍尔模式”提供了论证。

　　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研究表明，无论电视播出什么样的节目，观众读解的意义未必是制作者的初衷。换句话说，中国引进许多美国的娱乐节目，但广大观众未必接受美国人的观念。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引进节目一般要经过认真的选择和加工（包括译制），观众看到的已经是“几度过滤”的精华，应该说基本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以上分析是以共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为前提，大家都用同样的语言体系，有人称之为语内交流。对不同的语言体系来说，情况自然要复杂得多。那么，媒介传播是如何克服语言差异的？

　　3、跨越语言障碍：翻译

　　如前文所述，传播学的一般原理未能解决语言障碍的根本问题。麦克卢汉却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推想：“今天，计算机展示了瞬间将一种代码和语言翻译成任何其他代码或语言的前景”。 作为译制工作者理应为之惊喜，因为千百年来，无数的翻译家为了文化间的沟通而呕心沥血，其工作之艰辛往往令人生畏。计算机作为“人的中枢神经的延伸”有如此神力，大可让译制人员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可惜这个理想至今仍遥不可及。早在50年代，美国投巨资研制机器翻译系统，数年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电脑专家不断研制“文曲星”、“快译通”之类的翻译器，结果非但没有取代翻译，实际从事翻译的人数却逐年成倍地增加，仅2001年北京注册的翻译公司就有109家。正是这群默默无闻的人们以不屈不挠的劳动谱写着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真实篇章。而麦克卢汉对翻译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关爱：一方面他幻想着“机器取代论”，同时又企盼“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似乎不是翻译，而是绕开语言去支持一种普遍的寰宇意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的“无言语状况”。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些学者忽视了制约跨文化传播的关键要素：语言差异。答案在哪里？答案正是麦氏欲以取代或绕开的翻译。翻译是中介，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是跨文化传播的活性转换器。那么，翻译是如何参与符号传播过程的？

　　4、翻译二度编码论

　　如前文所述，在同一语言系统下，符号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编码、解码的系统，即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二次转换。

　　如果甲、乙双方分处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上述过程就无法实现。这时，翻译便站在甲乙之间，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身份：先是作为甲的受者，对甲传来的符号进行解码，这就是理解。然后又作为乙的传者，把从甲那里理解了的意义进行编码，编成乙可以接受、理解的符号，传给乙，这就是表达。可见，翻译的劳动不是简单的转换，即如字典里所说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翻译的活计相当于甲乙工作的总和：先和甲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共同完成一次符号化过程，紧接着又和乙在另一个语言环境中合作完成又一次符号化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把翻译所进行的两次符号化过程称为“二度符号化”。

　　当然，翻译用来编码的意义不是自己的主观意义，也不应该是自己的意义，而是从甲传来的符号里面解码出来的意义，这个意义已由甲进行了一次编码，所以，翻译对这个意义的编码就是二度编码，于是，我们把翻译的这种特殊符号化活动概称为“二度编码”，这就是本文所说的“翻译二度编码论”。

　　人们对翻译可能产生现象的、片面的认识，因为人们一般只见翻译在两种语言之间穿梭，却很少洞入到翻译的内心深处去体察那艰难、复杂的解码、编码活动。正是翻译家们这种特殊的二度编码活动冲破了语言的障碍，开通了跨文化传播的渠道。翻译家们也正是以这种特殊的创造性劳动为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沟通和传播写下了辉煌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