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国强 吕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研究生

　　三、以电视媒体为例看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

　　在传播学之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的理论中 ，特别是二战后在美国学者从事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大众传播——包括电视——的功能和传播效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对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在美国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威尔(H. Lasswell)1948年提出“三功能”说的基础上，查尔斯·赖特(Charles R. Wright)在195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功能探讨》(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又补充第四项社会功能就是提供娱乐并附带地起社会化的作用。施拉姆(Willbur Schram)在其传播学经典著作《传播学概论》一书中也曾就此做出过总结。另一位传播学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再对大众传播功能的研究中则提出现代大众传播具有“负功能”，大众传媒提供的表层信息及通俗娱乐为受众带来了他们称之为的“麻醉作用” 。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则另寻路径，以批判取向的研究试图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中探讨媒体在控制与抗争之间扮演了何种角色。根据他们的理论，大众传播体系中的娱乐同其他形态一样，都是文化工业体系的创造物。法兰克福学派旗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Adorno ＆ Horkheimer)在其《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明确提出：“所有文化、艺术和娱乐消遣的作品，都按照一个虚假的公式，用于使文化工业完善化，并不断的实现完善化。” 他们本着人本主义的深层关怀，发现了娱乐提供的消遣背后实际上是文化工业对“虚假意识形态”的塑造。不论哪各种论调对于娱乐持怎样的观点，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内核——在大众传播中娱乐的确在发挥着功能。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现代大众传播处于商业与文化并行的境遇之中，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包含商品和文化双重逻辑的整体，其直接后果是引起了娱乐的标准化。

　　科学技术的社会转化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大众传播的发展直接受惠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大众传播系统的谱系中，电视传播以其独具的视、音频信号结合的传送方式以及电视报道利用具体的场面，刺激观众情绪的设计，以及动人鲜活的镜头为受众提供的快捷、身临其境的效果。电视不仅借此取得了对报刊、广播等媒体的比较优势，更有甚者，随着电视的迅速普及，这个四四方方的匣子已经深深地融入家庭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电视因为人们的根深蒂固的“眼见为实”的信条，而始终充当着大多数人认知世界的最普遍和最忠实的信息来源。电视不但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更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媒介。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电视”一词的外延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几乎成了信息的代名词，电视节目因其直接显示现实世界的特性，去掉了各种经验的、逻辑的、和语言的遮蔽，有效地扩大了人们同环境的接触面。在人类社会网络中，作为一个关键词，电视这个节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节点之间建立了极其复杂的链接关系：“电视必须跟人们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包括现实生活和想象中的生活；如果在电视中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愿望及梦想，那么电视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可言” 。如果没有娱乐，电视同样将失去意义。

　　娱乐往往体现为涉及多种具体活动的过程，娱乐的享受是一种特别的体验，类似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强调人在进入自我实现状态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极度兴奋的喜悦心情。形同古人的一段描绘：“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蹈之，足之舞之也。” 也就是说，娱乐意味着全情投入与尽可能多的感官表达。同其他大众传播媒体相比，电视拥有的核心优势在于电视调动了更多的感官参与。电视娱乐是以电视为媒介的娱乐形态，是现代社会的强势娱乐形态。电视娱乐节目娱乐了千家万户，电视娱乐以歌舞升平书写盛世，电视娱乐让性感不再色情，让前卫不再孤立。笑，比任何语言更容易产生沟通，电视娱乐把笑向全世界兜售。不妨再检视得更彻底地些，你是否发现电视娱乐是一种“培养基”的隐喻形态：其中生长出独特的文化因子，生长出新的经济形态。娱乐与电视的结合，堪比孙猴子找到金箍棒，造就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结合体。数目庞大的参与者、制度化的运作成就了电视娱乐的权力。

　　娱乐与电视的结合的根本动因在于人的需要。需要是人类进化及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类的进化就是需要的更新。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需要与满足互为动力，需要得以满足是可预见的结果但决非终结，因为继每一次进展往往产生出更为复杂的局面。于是人不断面对新的需要。

　　社会学家认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有两类，一类是为了完成不容易单独完成的工作而获得协助的工具性需要，一类是实现情感欲望和自我表达的表意性需要。就个人而言，其需要愈加纷繁多样，而且还会因文化环境、社会地位、知识结构、性别等变量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是从中也可以提炼出一些固定的因子，也就是那些驱动人类的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认为在人类的天性中存在这样一些固有的东西：文化不能扼杀它们，而只能抑制它们。 马斯洛进一步研究总结出以下七个层次的基本需求：（1）生理需要。即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的生存需求，这是最低层次的需求。（2）安全需要。这种需要继生理需要得到满足而起，主要体现为个人对可预料的世界或环境的需要，包括统一、公平以及一定的规律。这类需要在儿童身上反映尤其明显。（3）归属和爱的需求。产生在上一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个人开始追求和他人建立友情，努力在某一团体里获得一席之地，而爱则有助于个人潜力的发展，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4）尊重需要。分为两类——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重。（5）自我实现的需要。个人的一种实现全部潜力的欲望。（6）对认识和理解的欲望。好奇心是精神健康的一个特点。（7）对美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从最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说，人需要美正如人的饮食需要钙，美有助于人变得更健康。

　　具体到大众传播领域，每一种媒介诞生并进入人类的社会生活必然出于人（社会）的某种需要。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其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己感知范围以外的事物，只能借助于大众传媒去了解。大众传媒自然也被赋予了为人们提示环境变化的重要任务，但它所提示的并不是全部环境，而是一种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并重新结构化向人们提示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 。大众传播媒介成就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资讯极大丰富。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人们环境认知的百科全书，可以充分满足环境认知的需要；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产生的巨量信息，如同肆虐的洪流卷袭一切，置身于信息浪潮中的人们又常常因此而无所适从。人们有理由怀疑是不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事物的功能是实现了的需要。对电视传播功能的经典概括来自拉扎斯菲尔德和赖特的大众传播功能研究，及传播学理论中的“四功能说”：守望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明和提供娱乐。也有研究者前三者合并为“资讯功能” 。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中，电视充分迎合了几乎被人们奉为自明真理的“眼见为实”的信条，电视因延伸了人的视听及表达功能 ，而成为满足人们多元需要的常规装备。就节目形态而言，电视新闻通过为观众“提供现场的、全方位的、整体的信息，使新闻的主客观关系有了一个清晰的距离，为观众对新闻的理解提供了较为活跃的时空，便于观众进行个性化的观察与思考” 。人们对电视新闻的收视活动体现着这样一种工具性需要：人们把电视新闻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借以消除环境的不确定性并将对环境的认识转化为人们的经验。电视媒介的先天优势——综合视听觉两种感知系统于一体，反过来增强了其满足人们的工具性需要的能力。

　　与电视新闻节目相比，电视娱乐没有新闻那样的严格的价值约束 ，较少理性色彩，因而更自由，更适合情感欲望和自我表达之类表意性需要。申农和维纳的一个经典定义称信息为“不确定性的消除”，因此，人们对电视的工具性需要意味着“摆脱”某种羁绊，即通过获取新闻信息消除环境的不确定性。电视娱乐的方向性意味恰恰相反，它更强调是“参与”和“唤起”，“参与”包括亲身参与或想象性参与，而“唤起”的愉快的情绪。理性往往以超验规则为取向，而非理性偏重于个体自由的诉求。因此也造就了电视新闻与娱乐的两副“面孔”：一副严肃庄重，另一幅生动富变化。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直观的反映两者的区别。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看两个著名的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实行军国主义和寡头政治，尚武的传统使整个社会处于严厉的纪律约束。雅典人更强调存在的状态，在城邦内，文学和音乐的教育和公共的宗教节日密切相联，每一年中，这种节日不少于60种，节日主要以游行、体育比赛和竞技、公众合唱和戏剧等形式来庆祝，政治上实行直接的民主政治。结果是雅典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而成为斯巴达的臣属，但却创造了令世界享用不尽的辉煌文明。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说过，理性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非理性的人则坚持尝试让世界适应自己，非理性更容易激发人的创造力。所以，“非理性”的电视娱乐更容易满足个人化的需要，包括马斯洛提出的多层次基本需求中的大部分。

　　综上所述，娱乐和传播作为文化现象，都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西思想发展历史来看，都曾认同把娱乐作为传承文明和实施教化的手段并在实践中加以利用，在功能上明显的同传播相交叉。在康德的思想里，娱乐才真正进入理论视野，虽然康德仅仅把“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这一心灵能力运用与艺术分析，但是给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启迪性的典范：娱乐对人的意义远胜于手段，娱乐作为心灵能力的载体之一不仅是人的基本需要，而且是人之成为人的必经过程。现代大众传播的发展为人们的娱乐需要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提供娱乐也无可争议地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但是，随着市场因素的介入，追逐利润的商品逻辑将提供娱乐包装为文化形式名义下的商品，而且娱乐也呈现标准化的趋势。在对电视娱乐的分析中，一个乐观的景象是娱乐应大众传播的发展而更加民主化，拥有更大的满足社会需求的潜力。然而娱乐的商品化提醒我们要对产品的质量保持警觉，因为资本扩张毫无人性可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娱乐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内在规则，而市场的过分介入可能打乱或破坏其内在规则，结果将可能严重到摧毁娱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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