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时

　　在英语里公民和市民是一个单词（citizen）,由此可见城市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而在我们国家许多人还分不清“公民”和“人民”有什么区别？想到“人民”脑子里想到的多半是农民。

墙的城市

一到春节，我那些家在外地的同学就开始为回家的路途盘算了，陈小东就属于特发愁的一个——虽然他的家在另他骄傲的富足的长江三角洲。但每次他都要从首都北京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省会南京，从南京倒汽车到地级市南通，再倒到县级市启东，从启东转到镇里，再打个“摩的”才到了他们村。我一直惊叹这是对中国六级行政单位的大检阅。和他相比我要幸运一些，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实现了从首都到我们村的跨级跳跃。但也就是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我同样能感受到“从天堂的降落”。

我们家是在民国初期搬出北京城的，关于这个“历史事件”，家里人每每谈起就会埋怨老太爷（曾祖父）的短见——尤其在我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曾祖父那个时代虽然有城墙，但却没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北京户口也没有今天这么值钱。他自然也没有想到，解放了，自己反而没有了进城的“自由”。以至于后来我的叔叔、姑姑们为了实现自己除“种地”以外的所有理想，都要费力的摆脱那个压在头上的农业户口。

在物质缺乏的时代，城市户口简直就意味着生活的资本。记得我们小学的课本里讲过一个山东小姑娘，她在地里干农话时拾到了一颗至今在中国最大的金刚石，她叫魏振芳，后来国家给她的奖励就是一个城市户口。在从前，甚至在城里有亲戚，家里都能沾上不少光。记得小时候，我父母经常会拿着姑姑省下来的票证，去买只有工人才可以凭票买到的更便宜的平价煤、米等生活必需品。

就是在了我上初中的时候，“非农业”还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字眼。每个人小时候都有一个美丽的理想，但在农村孩子却要经受：“转户口”——“进城”——“找工作”等好几道关口，我大部分的初中同学在第一道关口就被无情的被判了死刑，许多学习优秀的同学也只是为了一个“农转非”的目标上了中专，从此和自己儿时的梦想越走越远。

后来，上了高中，我才发现，原来户籍的不平等不仅仅发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廊坊与北京唇齿相连，但高考的分数线却差了一百多分。所以等我上高三时，班里不知怎么一下子蹦出那么多北京人和天津人，我妈妈也后悔为什么不早点把我户口转到舅老爷那个村子，虽然那里也是农村，但毕竟是北京的农村呀！

熬过高考一劫，我和许多外地的同学好不容易进了北京的大学，四年的生活相安无事，但毕业了又不得不面对打回原籍的残酷现实。因为按照北京高校的惯例，每年外地生源毕业都要受到一个很小比例的留京指标限制，并不是有个脑袋就能为首都做贡献。其实留在北京未必是每个人最好的选择，但事情就是这样，一但有了指标，“户口”就成了“热红薯”，在我们学校许多学生四年的奋斗目标到头来就是毕业时得到一个灿烂的留京指标。当然各个学校考核学生的指标不一样，小规模的腐败与内部斗争自然不可避免，许多同学四年的友谊就此不欢而散。

比较幸运的是,在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开始拉着户口的锁链渐行渐远。我见过许多单位在招聘肩章中不得不标注苦口限制（最早有规定），但实际录取就灵活的多了。一个老总和我说：“我也是外地人，就讨厌户口限制，我找人才，又不是找户口本”。与此同时，城市之间的竞争，也让户籍制度的松动在各个地方涌动了。

户籍制度的改革，就像拆毁封所这座城市的高墙，让城市走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它比我眼前盖起的片片高楼大厦更令人兴奋，它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2003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就被广州警察打死了，他的死，好像成了炸掉这个可恶的户口制度的又一个响雷。

中国各地正陆续推行新一轮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沿用多年的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在许多地区已逐步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以条件准入方式、按实际居住地进行户口登记管理的新模式。

2003年8月4日，河北省宣布将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户口不再有农业非农业之分,取消二元制看重居住地。河北省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从2003年10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这次户籍改革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大大放宽了户口迁移政策。在哪里居住，就可以在哪里登记户口，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

全国各地也纷纷行动：努力消除身份差别

河南、江苏、重庆三省、市近期先后宣布，废止现行的城乡分离的“二元制”户口管理制度，全面推行新的城乡一体“一元制”户口管理，即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等多种户口管理方式，改为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有媒体评价说，这一户籍制度“变法”，将有望使城乡人口之间原有的身份差别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实现公民的自由迁徙和择地居住。

路的城市

大学时,经常听到同学的南方老乡聚在一起时不停的说：“雾里头”，后来才知道他们把“老家”就叫“屋里头”。这让我想起了中学时看的那部美国电视剧《根》中黑人们嘴里的“康大肯得”，但和电视剧不同，对于中国大部分农村人来讲，“外面的世界”，一般情况下，就是指城市。而进城在大多数农村人心里没有那么多理想，只是为了脱贫罢了，谁让农村落后呢？

后来我有了一点经济常识，渐渐才明白，其实中国农民的贫困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社会发展到今天，农业在整个社会产值中的比重本身就小，而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来分这块“小蛋糕”，日子能好过吗？所以即便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逃不出土地这口大锅。我在上中学前就经历了两次“承包”。承包在我们家的农村也叫分地，分地的原因很简单：农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但每个家庭的人口变化很快，随着人口的变化每个人拥有的土地就会出现不平均，所以为了让大家都有饭吃，只能不断的重新平均分配土地。例如：从前我家里有9口人的土地，如今其他人都进了城，我爸一个人就拥有了十几亩地，而那些一家十几口人只有三亩地的人当然成了“革命派”：“分地吧！”我想这事要是用在城里人的住房问题上，肯定会天下大乱。所以在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农村，受到土地的限制，所谓的农业专业户只是园艺专家，而成不了农场主。

那又为什么不让农民进入城市呢？在计划经济的社会里，第三产业不发达，大部分城市几乎就等于一个大工厂，工业是建立在资源的消耗基础上的，中国的城市同样一下子承受不了过多的工业人口。所以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并不是简单的农村城市化问题，更关键是对城市本身的“进化”。

  　在初中时，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已经开始出现了，起初在我心里那还是一些十分神秘的字眼。后来因为高速公路的开通，在我家不远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个开发区，我于是认为那里又多了一座新的城市。后来我经常骑车去那里玩，宽宽的笔直的马路，一片片的厂房，一切都符合我早期对城市的印象。上大学后我又去了其他一些开发区，包括在全国最有名气的天津开发区（泰达）和上海浦东，其实那里除了比廊坊开发区大之外，感觉没什么不同。但最后让我进一步理解“现代城市”的也是从这些开发区开始的。

　　1999年摩托罗拉将公司的中国区总部迁到了北京，原来我看到的在天津开发区的摩托罗拉只是这个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工厂罢了。这件事让我突然发现我一直理解的城市已经变了！内部动力是现代城市“大分工”。

其实，工业开发区从城市中心区的脱离就和从前城市从农村脱离没有什么区别。在北京，城市和郊区已经很难按钢筋水泥和绿地的分布进行划分了。在中心城区，从事金融、信息等服务的第三产业成了最主要的经济景象。原本生活在城里的许多居民和工厂被搬了出去，在郊区是一片片住宅、工厂和农田交织的景象。在这个 “大北京”的区域里，商务区、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是互不可缺，平等的存在的。甚至我在河北的家乡也跨越了行政上壁垒,容入到这个城市分工里。到1999年，建城仅仅十周年的廊坊，人口和城区已经扩大了十几倍。更大的变化是这个河北城市正在发生的“北京化”：在廊坊，大街上随处可见挂着北京牌子的汽车，《北京青年报》成了这个城市最畅销的报纸，人们在家里更喜欢看的是北京、天津的电视，购物在劝业场、京客隆、国美的廊坊分店。同时，越来越多北京的工厂，大学搬到了廊坊……

高速发达的交通是让城乡的界限变得模糊的另一个动力。

从50年代末北京开始拆毁城墙，城墙拆了，就在上边修路。1992年，从70年代开始兴建的二环路终于贯通了，它就是沿着被拆毁的北京的旧城墙建成的，也是全国第一条没有红绿灯的连续通行的环线快速路。如果抛开文化上的重大损失，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城市在形态上从墙的城市到路的城市的变化。

和古代的城市或城堡不同，现代的城市是没有围墙的，所以很难准确判断一个城市和农村的边界。现在沿着广深高速公路从广州到深圳，已经很难在路上看到大片的野外风光，跟着道路，建筑物从这个城市一直绵延的另一个城市。

古代城市的形态是由城墙形成的，北京旧城共有3套半城墙，从中心向外依次是宫城（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因为外城只建了南部和东西一段，放形成了北京城“凸”字形平面。而现在没有了城墙的城市的骨架是由高速公路组成。北京有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又从环上放射出京津塘、京沈、京昌、京石、京承……，沿着这些高速公路，这个城市无限的向外伸张出去。与此同时，和北京很近的天津、唐山也同样的把自己伸了出去，他们和北京的路网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都市群。在这些城市中间的乡村正在被这些道路穿刺的支离破碎。在我从小生长的村子，因为汽车的普及，沿着高速公路半小时就可以开到北京的三环路，而这个时间在拥堵的城市中心区，也许仅仅能从东单开到西单。同时你也可以乘座公交车从北京的市区一直坐到廊坊的市区。以至于许多廊坊人的嘴中，原来的“去北京”已经越来越具体化的成了“去公主坟”、“去中关村”……这些北京人嘴里的地名。

路的城市已经改变了从前的城市或农村的定义，甚至连市中心的地位都被动摇了。在广州新的“山、城、田、海”的宏伟都市计划中，如果从几何角度城市的中心竟然是大面积绿色的野生动物院。

其实站在空中，我们发现在都市绵延的地区越来越像人体的血液系统，并且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城市是可以沿着道路无线延展的，而道路最宽阔、最密集的地方就是一个个的城市的中心区。以天安门为基点的中心区，不正是我们一直说的祖国的心脏吗？

在这场从墙到路的变革里，城市终于从封闭走向开放，原有的行政界限逐渐打破，农业、工业、服务业在“都市群”的体系得到更加合理的分工。这样的变化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塘……发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