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时

　　我还记得小学时老师经常是一段对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美好描述，然后动情的对我们说：“同学们，好好学习吧！如果不留级的话，2000年你们正好大学毕业，那时这个美好的新世界将是你们的。”

　　1999年，诺查丹马斯那本预言世界灭亡的书的畅销，向我印证了：人的迷信和知识水平没什么关系。人类能改变世界，除了创造力，我想还应归功于伟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站在新世纪的面前，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大，当然更加有理由去乐观的幻想我们的未来。但依然无节制的欲望，却让许多人对“战胜自然”感到厌倦，也许正因为如此 “世界毁灭”的学说才会如此盛行——幸灾乐祸的态度算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反省吧。

　　在中国，“2000年”一直是一个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词语，是寄托几代人梦想的一个节点，我们至今仍能回味起周总理在1975年人大报告里那段激人奋进的口号，而20年的改革开放让这个发展中国家终于赶上了“世纪辉煌”的这班车。在新世纪的前夕，我们依旧沉浸在关于奇迹的幻想中。而临近的日子，奇迹也终于一个个如狂欢的爆竹，声声惊世。中国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庆祝新世纪的到来。

　　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庆，我恰好在北京，除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怀旧外，我发现这个城市一下子新了，十里长街已经成为靓丽的百里长街；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了，中国收回了她的第一块也是最后一块被西方占领的殖民地；

　　2000年1月1月新千年终于拉开了序目，北京为此兴建了位于西长安街的中华世纪坛；

　　2000年春天，从硅谷到中关村，互连网企业掀起了那场号称“新经济”的信息革命，从此我们的生活变的更加丰富多彩了；但电脑千年虫也让那些做电脑自讨苦吃了一把。

　　2000年夏天，澳大利亚的奥运会，在当时的金牌竞猜中，美国人是最准确的，中国代表团是最保守的。结果中国的运动员们竟然拿回了28块金牌，代替德国进入了世界体育的第一军团。

　　就在一年之后，2001年7月13日，我们的北京终于如愿以尝的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那一夜整个世界都沸腾了。我头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涌上街头狂欢，或许，今天中国终于“发了”。从那一夜以后，这个世纪末似乎再发生什么也没什么新奇的了。

　　与申奥同样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体育盛事还应该有中国足球队挺进世界杯。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缺少足球潜力的民族，竟然对足球承载如此多的梦想。就在我上初中时，一群和我同龄的孩子被健力宝送到了巴西，几年过去，这群孩子里已经有许多人成了中国人冲击梦想的英雄。至于在9月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似乎已经不象从前那些在中国出现的世界这个、世界那个的那样兴师动众了。

　　2000年10月在国际大都市上海举办了APEC首脑会议，和往界不同的除了中国成为主办国外，此时的中国已经准备在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了，为此我们付出了16年的努力，也可以说中国用20年改革开放换来了一张世界经济的“驾照”。

　　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义重大，但这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相比还不足为奇。在20年的改革开放里成立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这种提高中我们的生活一直停留在量变的过程里，肉比从前吃得多了、房子比从前大乐，但生活方式与西方依然是两个世界。世纪末的时候，不仅仅我们的政府宣布小康任务的完成，实际上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体会到关于生活方式的一次质变：不该的广告可能是2000年电视里最令人反感的节目，但广告的背后正预示着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已经开始向科学的营养迈进，麦当劳去得更加频繁，但再也不是请客的地方。更多的人考虑买汽车，买汽车的同时是考虑搬到城外住，大都市里的人在也不希罕住在高高的塔楼上。

　　科技的进步终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放出了璀灿的光芒，技术的进步终于到了侵犯人类伦理的地步，基因技术成为世纪之交人们争论不休的主题。1996年7月，牛津大学罗斯林研究所威尔穆特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首次成功地用无性繁殖的方法获得了一头名叫多利的绵羊。多利问世后，在羊栏里吃草，就像别的普通的羊一样。但是它的出生，却如同向人类扔了一颗炸弹。它引起的强烈震荡波及了整个世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克隆给人类带来的将是什么呢？生命科学居然代替了多少年来由“上帝”控制的事情，生物学魔杖竟然闯进了人类神秘的生殖领域。炸药的研究带来了炸弹，原子的研究带来了原子弹和氢弹，克隆研究将会带来什么呢？起码说，克隆人将使人类认不清自己的父母，单性可以繁殖，死去的人也可生育，延续了几千年的伦理道德将废止。2000年6月，中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先后降生了体细胞克隆羊“元元”、“阳阳”。

　　2000年我毕业了。

　　我还记得小学时老师经常是一段对21世纪的美好描述，然后动情的对我们说：“同学们，好好学习吧！如果不留级的话，2000年你们正好大学毕业，那时这个美好的新世界将是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