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的太快，以至于在我们还没有思想时就已经和父母产生代沟了。后来我长大了，就理解了父母。

　　世界变的太快，以至于在我们还没有思想时就已经和父母产生代沟了。但问题是统治世界的毕竟是大人，思维的习惯又使大人们在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上，要远远比小孩子对待大人严肃，甚至很喜欢把对小孩子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许多“误会”当时就演化成了一种举国争论的社会现象，我回想了一下，举几个例子。希望在这个信仰错乱的时代，理解万岁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误会之一：小皇帝。

　　我说过，在中国，我们是第一代完全从饥饿的阴影下逃出来的，刚刚感受一下温饱的曙光，我们的居安思危的前辈就已经坐立不安了。他们受过太多的苦，以至于不敢自信于我们物质丰富的未来，现在看来很正常的生活水平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一种奢侈。也不知哪个社会学家发明了“小皇帝”这个词，还寻找了很多例子警告：这些孩子是在温室中长大的、是经不起未来的艰难挑战的。这种“忆苦思甜”的观点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很多阴影。在我小时候的电视和广播里，已经有许多类似今天的谈话栏目在谈这个话题，当时“娇生惯养”这个词用的特别频繁，后来，我们的父母也经常以此威胁我，并自称要对我进行再教育。那时大人们在一起时还经常用孩子来讽刺那些条件好的家庭。这些事在我小时侯让我总有一种负罪感，好象早晨能吃上油饼、上学能用上夹层铅笔盒反而是我的错，在这个非基督教国家，能有如此的源罪思想，好象除了贪官就是我们这代人了。

　　当然，能被称为“小皇帝”还因为我们是“独生的一代”，国无二君吗？就是从70年代，中国真正开始“计划生育”了，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不知道失去了多少兄弟姐妹。看着过年时那么多叔叔、姑姑聚在一起亲密无间的场面，我不禁感叹我们这代人的孤独。家庭中，兄弟姐妹之情的匮乏，在我们身上洋溢个性的同时，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没落堪忧。

　　误会之二：追星族

　　误会的起因是号称天王的香港明星在北京的演唱会。从目前我从事的工作的角度来看，那无非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商业运做，演唱会前炒新闻，演唱会后卖磁带。但当时的我们对来自香港的明星太热情吓坏了家长，于是关于我们成了“追星族”的说法就被定了案。在罪证的案例中，一般表现为因为喜欢某港台明星及他（她）的作品，所以开始上课走神、下课不完成作业、直到落得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的下场。流传最广的一个笑话是：老师问，“张学良是谁？”，学生答曰：“张学友他哥哥”。本来一个聪明调皮的学生的信口玩笑，但却成了教育我们反面教材。

　　如果文化象洪水、猛兽，那是挡也挡不住的。我的父母是深受“榜样”影响的一代，他们的担心绝对是有理由的。但事实最终还是证明了，我们喜欢的那些只是一些更纯粹的艺术形式，远远比不得他们年轻时崇拜过的杨子龙，郭兰英的歌。至于狂热，谁让我们年轻呢？

　　我们在成长，世界也在变，上大学时，我和许多同龄人都成了比尔.盖茨的追星族，比尔.盖茨是个资本家，但这时候，包括父母，没有人再反对我们。

　　在去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回放节目里，我又重温了蔡明、郭达和赵丽蓉共演的那个讽刺追星族的小品，此时的赵妈已经架鹤西去，我多想告诉她，其实她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

　　误解之三：早恋

　　我小时刚刚会加减法时我特别喜欢计算家里人的年龄，后来发现，原来我爷爷比我姑姑只大17岁，特别奇怪。我妈告诉我那是旧社会害的，现在是新中国，所以她比我大25岁。

　　相比于前两个误会，早恋对我们成长的伤害最严重。

　　按照弗罗伊德的见解，人从小已经拥有爱情，但谁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时候的情感经历已经构成“早恋”。

　　工作了，和好朋友聊天时还常常回首羡慕初恋时的美好时光，和成人社会里的爱情与婚姻相比，年少时感情的萌动是如此的纯洁与美丽，就如同清晨刚要展开的一朵小花，沾满晶莹剔透的露珠。多少经典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人生的花样年华！但在沉浸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中时，我恰恰还在为自己的“心罪”忏悔。传统观念的束缚，让我始终害怕自己的无知愧于老师和家长的教诲。所以我的早恋市偷偷摸摸的，压抑着走过这段日子的。

　　据说现在已经有专家建议用“中学生恋爱”来代替“早恋”，就象人们已经接受用“自慰”来代替“手淫”一样，这是观念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