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市场化生存的形势已迫在眉捷。最近，江苏省决定取消《钟山》、《雨花》等所有刊物的财政补贴，这是砍向国内文学期刊界的“第一刀”。12月5日，《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天涯》、《萌芽》等全国近60家文学期刊负责人在河南省郑州市结束了“文学期刊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会议中与会人士激烈辩争于“如何推进文学期刊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文化产业化进程”、“文学报刊如何更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走向市场”等焦点议题。

　　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传播的一个主要媒介，犹如薪之于火。文学的火光，有赖薪木之传递，文学期刊扮演的就是这种传薪爝火的角色，它提供文学社群相互守望的文学信息，传递文学作家呕心沥血的创作成品，反映特定时空中文学思潮和社会变迁的对话，同时也供给当代文学爱好者阅读的愉悦和心灵的陶冶。

　　纯文学期刊已经远离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仗剑纵横、白衣飘飘的年代。进入90年代以来，悲哀一直就笼罩在纯文学期刊的头顶。在新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纪实、生活、时尚和实用期刊的重重围困下，纯文学期刊在无边的黑暗中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两难选择。市场就正如文学期刊面前生死抉择的刀锋，看谁能凛然面对……

　　中国文学期刊现状报告

　　12月5日，《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天涯》、《萌芽》等全国近60家文学期刊负责人在河南省郑州市参加的“文学期刊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结束。本次会议中激烈的辩争集中于“如何推进文学期刊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文化产业化进程”、“文学报刊如何更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走向市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定位和管理体制”等焦点议题。同时，会议话题涉关文学期刊如何突出自身特色、增强品牌意识及经营机制、经营理念、网罗人才和编辑思路等。

　　据悉，目前我国期刊有9000多家，其中文学报刊、文学期刊占了10％左右，即800至900家。但目前生存状态比较好的不到100家。这些令人痛心的数字表明文学期刊生存状况的举步维艰。

　　文学期刊面临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上，许多负责人对于文学期刊的运行机制提出了尖锐批评。《散文百家》主编贾兴安指出，目前文学刊物的用人机制存在问题，如主编都是主管部门或领导任命，大多是论资排辈，这样会出现许多“官员式的主编”，由不懂文学规律的人来办刊。此外一些作家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任主编，综合能力差，偏执一己之好，容易形成“小圈子”。此外许多主编挂名，署名不出力，法人代表与实际负责人不符、责任权利不明等。

　　《通俗小说报》主编王爱英提出，长期以来，原创文学期刊的权益遭到漠视和侵害，各式各样的选刊无节制地出现。选刊站在原创期刊的肩膀上，事半功倍地摘到树上的桃子。他认为选刊应该“计划生育”，原创刊物是花圃，选刊是花店，原创作品与选刊的关系应该是“产品与精品”的关系。

　　另外，会议上还指出了制约文学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其他问题，比如一些文学刊物的定位左右摇摆，最终老读者和新读者一起失去。比如，文学期刊是面向大众与市场的，体制仍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必然会形成矛盾。有文学期刊的主编指出：目前国家对文学期刊的政策渐次明朗，但文学期刊的性质定位尚不明确。同时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文学期刊的编辑多年不能外出约稿，或很难约到一流的稿子。编辑不得不花力气拉广告和赞助等等。

　　文学期刊发展之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介绍说，目前老牌文学刊物有北京的《十月》、《当代》、《小说选刊》等，天津的《小说月报》有30多万份的发行量，上海的《收获》发行量维持在10万份以上。它们是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的文学期刊，发表过非常多的优秀作品，影响过一个时代。它们还继续重要的先导与经典作用。同时，在中国现行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一些新兴文学期刊浮出水面，形成了新的品牌，如河南的《小小说选刊》发行量55万份，比如上海的《萌芽》发行量达到40多万份，《佛山文艺》月发行量接近100万。这些刊物市场的成功是由于适应市场运作的规律，进行了市场细化。

　　发行量高居55万份的《小小说选刊》目前有“中国的小小说中心”之称。主编杨晓敏认为，在办文学刊物的人眼里，作品只是原材料，刊物只是加工厂———刊物的操作流程是文学产品的加工、分拣、重组、打磨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符合市场的游戏规则。他指出，文学期刊与读者之间有一个“半拍理论”。即，文学期刊引导读者应当“品味适宜，适度超前”。文化品味既不能低于读者的审美情趣，也不能过于曲高和寡。这样文学刊物才能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同时，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针对文学刊物的生存危机，许多文学期刊负责人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天涯》杂志副主编王雁翎说，《天涯》从1996年开始探索市场改革。他们始终提倡恢复中国传统的“杂文学”、“泛文学”，将《天涯》真正办成一本“杂”志。如他们设置“民间语文”栏目，将人们收藏于箱底的日记、书信、检讨书、揭发信、总结稿等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还有多家期刊的发言人指出，品牌是期刊的代言人，纯文学期刊必须注重品牌效应。也有人提出文学刊物可实行“集体参股制”或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经营制”等。

　　文学期刊改革之路

　　最近，江苏省决定取消《钟山》、《雨花》等所有刊物的财政补贴，是在国内文学期刊界开始的第一刀。中国期刊协会的会长张伯海说：“我觉得目前撤资不是时候，文化产业化改革刚刚开始，哪些刊物是要作为产品打到市场上去的，哪些刊物是要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扶持的，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而有出版界改革家之称的张胜友说：“会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另外一种情况是因循守旧，像有些国企一样，没有贷款就没法生存，所以只能是消亡，看你怎么面对这个挑战。”

　　张伯海认为让文学期刊走向市场是对的，但要做具体分析，有优势的名刊、大刊，跟群众比较贴近的刊物走向市场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到了市场反而会如虎添翼。有的刊物的主要使命是扶持一个地区的青年作家人才和文学传统的传承，发行不可能大。走进市场的机会少，国家就应该从生存上给予扶持和支持。两种情况很不一样，从整体上考虑，严肃的文学期刊，要激励它探讨市场，但财政上都要保护，这样比较符合实际。

　　目前，中国文学期刊如果停止财政拨款，要想生存下去一般来说有三条道路可以走，找到新的投资方；改变刊物定位迎合市场需要；还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入报业集团或者出版集团。张胜友说：“停止补贴是一种大趋势，最后文学期刊怎么进行规范，有待下一步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结果，现在各种办法都不妨可以探索。但我觉得不管你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还是开始市场化运作，内部的三项体制改革以及向读者靠拢都应该是不变的。”（记者 术术）

　　文学期刊转型生死路

　　上个世纪90年中后期以来，面对发行量和自我感觉的巨大反差，为数不少的纯文学杂志纷纷变脸求生存，在这条充满交叉口的变革之路，有人黯然死去，有人则一路欢歌。

　　抛弃文学型

　　在这条路上声势最大的要属湖南省作协麾下的《湖南文学》，2000年由湖南电广传媒投资更名为《母语》后，变成了一份另类、嬉皮的综合性文化杂志，以对话为主，报道先锋文化资讯和娱乐资讯。后因面临困境又摇身一变成为成熟女性的时尚杂志，彻底告别文学，前途未卜。

　　不过，由纯文学杂志摇身变成时尚期刊，也并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如贵州省的《花溪》自2001年10月改版以来，发行量已经由原来的几千本剧增至现在的２０万本。《花溪》定位为17岁以下的时尚少女杂志，虽然有一个文学栏目，但也是张小娴式情节与笔调都紧贴流行风尚的那种。广西省作家协会主管的《漓江》则变得最令人匪夷所思。1998年《漓江》停刊后，先将之改造成了时尚旅游类杂志，收效甚微后，2002年又变为《中外烟酒茶》，几期之后，市场上已经难觅身影。

　　细分市场型

　　《佛山文艺》原来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地市级文艺刊物，后来把读者选择在“打工仔”身上，发行量猛增到四五十万册，号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已创办20多年的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自2000年第四期改为“首家大型女性文学”刊物后，在所设的一些栏目中只刊登女作家的小说和男作家反映女性生活和女性命运、“且不含男权思想”的小说，试图贴近性别文化的定位。1999年改版的《芙蓉》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当年他们曾声势浩大的力推“70年后作家群”、力推先锋文艺，然而这种定位和细分是以文学圈为基点而不是以读者市场为基点，难以摆脱的“圈子”痕迹为《芙蓉》长期的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如今，《芙蓉》正在走上回归之路。

　　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萌芽》。读者定位为中学生的《萌芽》今年11月份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6万册，竟然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最红火时的销量。《萌芽》的成功缘于准确的定位与积极的市场运作两方面。事实上，针对中学生的文学期刊并不在少数，某些还是教委规定必须订阅的。但《萌芽》的一个“新概念作文”大赛，几年来以多种方式席卷进大批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关注。几年来，《萌芽》已成功地建立起来一套从培养作者、发现作者、发表作品到经营作品、推广作者、互动交流的一整套运作体系。

　　重组形式型

　　一些老牌文学期刊往往乐于采用这一最稳妥的变革方式，翻新栏目、推出某作家群体专号等等非常常见。如今推出A、B版和增设增刊是两种较为新颖的方式。今年年初《北京文学》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A版为原创版，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评论等优秀的原创作品；下半月B版为《选刊版·中篇小说月刊》以选发优秀的中篇小说为主，配以极具文化价值的信息，吸引不同层面的读者群体。《青年文学》也采取了相似的操作方式。《当代》明年除增加页码外，每月还将推出一期增刊，每份精选一至二篇长篇小说，售价仅为10元，旨在和图书打“价格战”。

　　变更渠道型

　　2002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全国期刊研讨会”上，学者谢泳提出了和高校共办文学杂志的想法。他认为，文学杂志的读者需要培养，而最具潜力的群体则在高校中。2003年7月《上海文学》的改版，就蕴涵着这种思路。果然，一旦变动，则从社长、总编到栏目设置、宣传规模全面展开。而最引人关注的是它迈出了文学期刊和大学联动的第一步，改版后的《上海文学》与复旦大学出版社达成了合作意项，《上海文学》将利用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各高校中成熟的发行网络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适宜的数量进入高校，网罗高校师生的阅读欲望。此举施行以来，虽未在高校师生中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但其效果有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认知后显现出来。（记者 陈佳）

　　文学期刊改革个案

　　《钟山》：欲需合适“新婆家”？——专访《钟山》杂志副主编傅晓红

　　《钟山》杂志　主办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钟山》是1979年创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盛誉，被称为中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窗口。

　　新京报：江苏省什么时候宣布将取消每年给《钟山》杂志12.5万元的办刊经费，给钟山“断奶”的？

　　傅晓红：11月中旬我得到消息2004年江苏省将取消对所有期刊的财政补贴。《钟山》每年由国家补贴12.5万元者，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确定的数字，现在的纸张、印刷费、稿费增长了无数倍，钱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上个世纪90年代前中期，在每年补贴12.5万元的基础上，我们的经费有困难，打报告还能追加一部分投资，大概每年可以达到20万元左右。最近几年只给12.5万元，再也不给要追加投资了。现在这个钱也将要被取消了。

　　新京报：这个补贴数额相当地小，《钟山》杂志是怎么维持正常运营的呢？

　　傅晓红：《钟山》杂志近些年来没有能够盈利，但基本实现了能够收支持平。国家补贴的12.5万元主要是用于各种补贴、办公经费、出差费用、电话费用。这些都没有算入办刊成本，我们才维持了收支的大概平衡。我们还寻求了徐州卷烟厂作为杂志的协办单位。另外，《钟山》杂志还没有完全推向市场，作协还给《钟山》的员工发工资，刊物只管自筹编辑费和奖金。目前的经费非常紧张，我觉得再缺少了国家补贴的这部分资金对刊物会有很大影响。《钟山》多年来没有搞过什么大的活动，就是因为没有经费。另外，徐州卷烟厂的资助也很难长期

　　维持，因为它完全是公益性的无偿赞助。

　　新京报：这种情况下听到明年即将“断奶”，《钟山》现在有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傅晓红：我们当时感到很吃惊，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断奶”。江苏省不是文化试点单位，中国作协分管期刊的领导也说，文学期刊的改革还有一个过渡期，一些新的试点单位正在试运行，正在观察结果，大概还需要有三五年。结果说改就改，一下子就“断奶”了，我们确实

　　有点不知所措。另外，虽然“断奶”了，但没有给出相应的体制改革的政策。比如，按照现有的体制我们对《钟山》杂志对员工没有选择权，没有辞退作协在编员工的权利。我们编辑的待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因为缺少这份补贴，而减少大家所有的福利，我觉得有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流失。另外，没有资金注入我们肯定要降低稿费标准，换低价位纸张，降低印刷成本，编辑的福利取消，缩减开支，让编辑不能打长途，不能出差，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了。

　　新京报：大家认为文学期刊“断奶”之后有两条比较容易走的路，一个给自己寻找赞助商支持，另一条就是改变办刊方向，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傅晓红：市场竞争如此激烈，我们未必能够适应这种竞争。如果说走大众化路线迁就读者的口味，我们也未必能卖过目前发行量大的这类刊物，还会丢失原有的读者。一个刊物获得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个性，保持自己的特色。我们面前可能还会有一条路，考虑寻求“新婆家”。这个“新婆家”不仅仅是拉到企业的赞助，也可能是我们从作协脱离，加入出版集团或者报业集团，像《上海文学》这些文学期刊过去那样背后有报业集团支持。《钟山》目前只能走着看，也可能出版集团认为这种定位的文学期刊不赚钱，让你改变刊物的定位，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能够给刊物找到企业的无偿赞助当然是好事，但目前很多企业对办刊物根本没兴趣。比如徐州卷烟厂从来不干涉我们是如何办刊的，纯粹是一种无偿赞助。这种无偿支持会增加企业的开支，企业的效益每年都在变化，可能很难长久。我想如果国家能够给予一些支持文化事业的企业减免税的政策，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大企业来支持文化事业，给文学期刊找个“新婆家”就没这么难了。

　　新京报：对于《钟山》今年的“断奶”行动，其他文学期刊有什么样的反应？

　　傅晓红：很多单位还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据说有的省份已经提出把文学期刊变成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如果是公益性事业，国家一定会给予扶持，但有的领导认为文学期刊都是经营性的，要逐步走向市场，要自负盈亏。我希望有关方面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文学期刊跟商业性报刊的不同。文学期刊有扶植作者、培养作者的任务，有这样的功能就不能要求它完全市场化，完全靠读者来养活自己。

　　新京报：《小说选刊》、《十月》、《当代》、《收获》这些文学期刊为什么能够生存的很？

　　傅晓红：说起来很惭愧，他们确实发行量比我们大，靠发行就能养活自己。我觉得《小说选刊》跟我们是不平等竞争，完全把原创刊物好的东西拿过去就用。还有很多刊物在竞争平台上也比我们有优势，像《收获》这种老牌刊物，有50多年的历史，巴老还在做主编。《十月》、《当代》都是北京的刊物，有北京的地域优势。但另一方面有些刊物确实市场意识比我们的好，他们都是出版社主办的刊物，进入市场比较早。据说一期刊物上市，大家会马上坐下来开会，听发行人员的意见，调查上期杂志哪篇文章最受读者欢迎。而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由于体制、观念等方面的滞后因素，适应市场的能力还比较弱，这是我们有待加强的地方。（记者术术）

　　《萌芽》：以另类开创新格局

　　1995年，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萌芽》杂志发行量也就是1万多份，而到了2003年11月，据《萌芽》杂志自己号称，发行已经达到36万，预计2004年1月，它们的发行量将达到40万份，这在文学期刊经营惨淡的景况下，确实不失为一种新榜样。何况，还有少年作家韩寒和郭敬明为《萌芽》杂志作形象宣传呢。

　　定位转型

　　上世纪90年代，大陆文学刊物渐趋没落，《萌芽》和其它文学杂志一样，面临着定位的调整。它们把目标读者群锁定在高中生上，因为他们相信高中生是成长性最大的人群，是最可能与文学发生长久兴趣的人群。当然，开始时候的定位也不是很清晰，因为不知道发展的道路在何方。或许，这是它们成功的第一步。

　　新概念作文大赛

　　与此同时，杂志有感于找不到合适的作品和作者，于是决定举办作文大赛。举办作文大赛的初衷，一方面是挖掘稿源、发现新人，另一方面也是借此吸引读者，使他们对这份杂志发生兴趣。可以说这是《萌芽》为了摆脱市场困境所作出的一个努力，但“新概念作文大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名利双收，成为杂志社的一个品牌，相信主办者也始料不及。历史的发展证明这是一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制胜之道。

　　由上海《萌芽》杂志邀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10所著名高校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首届大赛于1999年1月启动，此后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了5届，第6届比赛将于明年初揭晓。这项大赛最初是以另类的姿态出现。所谓的“新概念”，是相对于应试作文而言，意在追求一种新的写作观念及写作方式，企求更自由、更为深入地表达自己。

　　这项大赛提出了堪称经典的三“新”方针：“新思维”、“新表达”和“真体验”。在一些著名作家和高校学者的评选下，一批批仍带着现行教育印记、却有着清新文风的少年们被挖掘出来，韩寒就是首届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得奖时他才17岁。“新概念”在大陆文坛成为热门词汇，大赛也成为一个创造奇迹的传奇，终于成功跃入主流，被誉为“中国语文的奥林匹克大赛”。

　　引申配套产品

　　之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届获奖作品选》，还有其他的精选作品，无形中它们都对《萌芽》杂志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　对《萌芽》杂志来说，作文大赛发展至今，挖掘文学新人的初衷固然没有改变，但将大赛纳入文化产业经营链的目标显然更重要。韩寒、郭敬明虽然是因“新概念”脱颖而出，但他们的大放异彩，毕竟还是在获奖之后，是由出版社精心造就的。

　　换句话说，“新概念”虽然提供文坛新人露脸及出头的机会，但新锐作家在市场上的成就，与这项竞赛并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萌芽》的直接收益来自杂志的发行和得奖作品的出版：根据最新统计结果，《萌芽》今年11月的发行量达42万册（比上世纪80年代的最高纪录36万册还高得多）；得奖作品选系列出版品累计发行达400万册。

　　即使这样，杂志社依旧感觉没有掌握优秀的作者源，杂志社与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合作推出了《萌芽青春文丛》。2003年，它们再次合作推出六种《萌芽小说族》，继续维持“萌芽作家群”的概念。杂志社目前正尝试以系列方式推出新人新作，再进一步，如果取得出版牌照，他们将与旗下作者签约，使“新概念作文”大赛与出版环节直接对接，文化产业链即可完满接轨。（桃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