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秦朔

　　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全世界，人们都叫我GDP，我的英文全名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s，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

　　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我。因为我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我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增加值的总和（各行业新创造价值与固定资产转移价值之和）。

　　我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我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我，你们无法谈论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我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他们看来，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我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象，帮助总统、国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涨威胁之中。没有像我一样的灯塔般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

　　作为总量指标，我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密切关系。例如，在美国，以经济学家奥肯的名字命名的“奥肯定律”估算，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率低于2.25%时，失业率将上升，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上升半个百分点。

　　没有我，你们也无法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无法确定一国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哪些优惠待遇。比如，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银行决定一国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

　　我更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

　　最近20多年，中国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关注我，追逐我。我和中国人的“球籍”挂上了钩，和中国上个世纪“翻两番”、到202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挂上了钩。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相应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都和对我的判断有关。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我大名鼎鼎，家喻户晓。

　　中国爱我，我也爱中国。我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按2000年价格计算，预计到2020年，我将超过35万亿元，年均增长7.2%。我在见证一种神奇速度的同时，也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

　　我离人们的生活很近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那么现在请你来看一个直观的例子。几个月前，中国的一位企业家，华润集团的总经理宁高宁到泰国去，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实地体验了“GDP不这么快增长，我们将会怎样”—

　　我最近去泰国，与泰国一比，才感受到，GDP增长快与慢真的不一样，中国人关心GDP太对了，因为GDP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我第一次去泰国是15年前，那时泰国和中国比起来明显要繁荣得多，在曼谷大街上买的廉价冒牌货回到中国是很时尚的礼品。可这几年泰国遇到很多不顺的事，GDP增长慢了，货币贬值了，再去泰国，与中国比起来，感觉大不一样。坐的飞机是泰国皇家航空公司的，椅子明显破了，扶手都掉漆了，机舱里人明显地少，多是些旅客，但生意人明显地没有去上海或北京的那么多。泰航现在服务明显地差了，餐饮也很明显地偷工减料了。过去常抱怨中国的航空公司服务差，因为与外国航空公司比起来反差大，现在这种距离越来越小了。GDP增长不增长，航空公司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听说曼谷新的国际机场20年前就规划，现在还没有建完，曼谷的老机场也让人觉得破旧，拥挤了。

　　GDP增长的放缓对泰国人的生活影响可能更直接。不说金融危机让多少泰国的银行和企业发生支付困难，泰国的大街上，与15年前比起来，进步不大，用摩托车偷偷载人比比皆是，很破旧的小三轮出租车继续在运营。北京的黄面的存在了几年就不见了，因为北京在进步。泰国的城市看不出进步，GDP自然也不会增长，十几年前华润在泰国建的公寓楼当时是最好的，今天还是最好的，这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不可能。做空调压缩机的同事去看了泰国的空调市场，回来说泰国人用的空调型号旧，噪音大，好多年也不换。泰国经济蓬勃时计划修的高架铁路，后来中途下马，只留下许多几十米高的大水泥柱子，上面都长了草。现在这么要面子的泰国新政府也不能解决这些事，想必其中难度很大。看来GDP增长慢是社会整体进步慢的数字表现。

　　如果说宁高宁的感受有民族主义自豪的话，你可以再听一个美国人的比较。他叫罗奇，是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2003年9月25日，他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有关中国的产业、投资和汇率政策：对美国之影响”听证会上，这样说：

　　多年来我不断往返于北京和东京——这种机会最近美国财长斯诺也体验了，我只希望斯诺财长能够体会到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反差。泡沫后的日本经济差不多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1992年至2002年，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仅为1%，同期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平均约为10%。但是，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按照2001年的市场汇率计算，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大约是中国的40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中国的6.5倍)。尽管生活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亚洲经济实力的转换却是不可置疑的。中国对改革和结构调整依然毫不动摇。相反，日本把惰性的概念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宁高宁和罗奇的经历，但大部分人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生活的变化、出行尤其是出国的比较，得到类似的结论。

　　我不能衡量什么

　　我是你身边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我不是上帝，不是万能。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其实，我也不能衡量一切。

　　1、 我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但是，为了我的增加，很多人忘记了这笔借款。你采伐树木时，我在增加；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我在增加；我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于是，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我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我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

　　我当然更不衡量劳工保护，社会保障，小学生造炸药，部队武警经商，以及什么SARS灾难。在很多地方，只要我在增加，哪管社会成本有多高！

　　2、 我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为了我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到今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型增长，哪个国家都受不了。

　　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我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为了我的增长，有的地方拼命贷款，负债累累。有一个省光不良贷款就有1900亿，损失率估计为56%；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演变为“让利竞赛”，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拼地价，比税收减免。苏州是引进外资的样板，但一份调研通报也指出，“按照苏州目前经济的增长要求，每年需新增项目用地6万亩左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4000亩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苏州工业用地就没有余地了”；为了我的增长，连中央政府也背上了很大的财政赤字，从1979年到2001年，24 年中，只有1981、1985年两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22年均为赤字，赤字金额从1979年的135亿元增至2001年的2517亿元，2002年又增至3098亿元。财政赤字有其积极作用，但长期看则存在较大隐患和风险。

　　3、 我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当年“大跃进”，中国一年要炼1070万吨钢，结果，树都砍了，钢材却是劣质的。

　　为了我的增长，悲剧依然在重演。我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我是体现不出来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2002年9月16日的报道，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我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在反映全社会劳动效益的指标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在1978～2002年24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6%，慢于我在同期9.4%的增长；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23年间下降63%。由于生产效益低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并未进入良性循环，城镇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5～2002 年年均仅增长4.7%，消费率（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比例）也由1978年的43%降为2002年的40%。

　　我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阱”。

　　天灾人祸和灾后重建让我增长，“拉链工程”让我增长。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我都增加了一次。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我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类似的情形真是太多了。例如，卖假药的人让我增长，吃坏身体的人去看病也让我增长。看看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的这些题目吧，《“黑”佐料调“白”腐竹》、《竹笋保鲜的“秘方”》、《病死母猪肉做鲜肉松》、《淘汰母猪变“鲜”肉》、《腐肉“巧”炼猪油》、《防寒服“败絮”其中》、《“果肉果冻”裹的是什么》、《“无公害蔬菜”令人心惊》、《土办法生产的“卫生筷”》、《黑心厂生产“黑心肠”》、《“美味”腊肉如此出炉》、《硫磺熏制“注水”中药材》、《鸡精里的“商业秘密”》……它们都可以让我增长。

　　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累积。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没到使用期限就不得不报废，那么固定资本形成的总额再多也不能提高国民财富。当你要拆毁“豆腐渣工程”重建时，请记住这样的教训，它不仅要从国民财富统计中剔除，而且为了重建你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资源。从国民财富的角度看，国民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正像被砍伐的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

　　再听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的感慨吧——

　　“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4、我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即使是为了促进我的增长，也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是政府主导，倚重于扩大投资的方式，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大搞开发区，跑马圈地，城市建设大大优先于技术改造安排和劳动力培训？

　　是依靠财政投资输入，大规模借债，投资高速公路、铁路、水库？

　　是不断向国有企业输血，将金融资源向它们倾斜，哪怕其设备闲置？

　　是对一些不发达地区，通过国债项目投资，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

　　是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进行工资性转移支付？

　　这都可以形成我的增加。但其中不少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其实是在浪费有限的资源。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67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一文中已经写到，“浪费的现象在大量已成现实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导致了资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对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厂，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利用率等。”

　　在中国，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城市的上一任领导通过上几条公路、搞几个城市广场、建一些开发区，提高了他任期内的建筑GDP，但却没有真正形成内生的投资环境，缺少富有活力的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以至基础设施建完以后的GDP不知从何而来。上一任轰轰烈烈，下一任找钱还账，不要说无钱修路，甚至无钱欠薪。

　　还有，资源浪费、配置不合理的另一面，是在中国随处都能看到富丽堂皇的建筑，尤其是政府、银行、工商、税务、公检法、国有通信和电力公司等的办公楼和休闲培训中心。和19世纪工业革命国家在使用资本时讲究节约的习惯不同，“欠发达国家正在以更大的气派浪费资本；所以当出现某个大型项目完成但其提供的就业却比期望的要少时，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闲置的生产线、荒芜的开发区、没有人流的机场、豪华的办公楼和度假村，它们能解决就业问题吗？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一边是经济增长、一边是求职艰难的原因。

　　5、我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例如幸福

　　我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这往往与幸福无关。军火生产在统计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假如一个国家更多地生产大炮，更少地生产黄油，人民幸福吗?

　　我按市场价格计算，但价格与幸福也关系不大。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在不断降低。按价格计算，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却带给人们很大的利益。

　　我也不衡量闲暇。只要人们天天加班，就能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我就在增长。但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快乐吗？当你要享受闲暇时，我反而在减少。

　　汽车能创造庞大的价值，但我从来不计算天天堵车占用了你多少生命。

　　所以，我在前面提到的宁高宁先生，还有另一面的论述：

　　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可是牺牲了环境，滥用了资源，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健康、教育、艺术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使GDP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吸引了，怪不得有人想推出全面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指数，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一些GDP增长并不快的欧洲小国会感到很祥和舒适的原因。

　　6、我不衡量分配

　　我是一个生产总量的指标，我不衡量分配。

　　我不衡量贫富的差距。中国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

　　我不衡量就业，即使“失业已成中国的定时炸弹”。上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我很容易就拉上去了，但假如忽视了劳动密集型的项目，我增长之后的受益者，就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广大劳动者。

　　我不衡量社会的保障，虽然我知道，光有我的增长而没有保障面广、保障水平高的社会保障网，一旦你退休、生病、失业，就会陷入困境。特别是农民，他们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创造大量的GDP。但他们退休、生病时，由谁保障呢？

　　我不衡量谁从我这里最终获益。我是以一国为依据，而不是以一国的人口拥有为依据。中国的外资多了，我就会增大，但是GNP（本国人拥有的生产总值）不会同时增大。设想某个地区从国外引进了一家企业，资本全部由外商投资，并且资本有机构成很高，雇佣当地劳动力很少；由于高价进原料和组装件、低价向国外销售，公司在名义上亏损。这样，由于没有利润，当地政府得不到所得税，由于进价太高和出价太低，增值税也会少收。于是，我的相当部分反而形成了国外这家公司的收入。这个例子当然很极端，而且引进外资对中国绝对重要，我只是提醒你，你的所得并非我的全部。

　　你为何崇拜我

　　我能衡量很多东西，同时，我也衡量不了很多东西。

　　我希望，你不要只看到“这一些”，而忘了“另一些”。

　　我是一个数字，一种统计方法，我本身并没有错。

　　错的是，你把我当成惟一的东西、至上的东西，把我当成一切。你以为我可以解决一切，以为我存在所谓“涓滴效应”，增长效益可以自发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这样的悲剧早已有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刚赢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哪个不流行“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观念？就连联合国不也在60年代初制定出10年规划，把我的增长指标看成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明确提出我每年递增5%的目标吗？

　　无论拉丁美洲还是南亚，最后的教训都是：能够实现一时的经济增长，但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多高并举，社会动荡。

　　这时，它们才开始探究那些成熟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无法超越的（比如时间、价值观、宪政和法治文化）。

　　我重要但不至上。为求我的增长不择手段，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没有发展的增长，虚假无效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增长，不能持续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配置失灵的增长，机会主义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的增长。

　　所以，你不应该崇拜我。而且从道理上讲，也没有人会自觉自愿崇拜一样东西。

　　为什么你要崇拜我？我朝思暮想的答案，就是我被抬到了太高的政治高度，有的官员几乎把我看成执政合法性的象征。于是，我从政策上、体制上、文化上，获得了全面支持。任何其他指标，例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拆迁居民安置等等，统统要为我让路。我是最硬最硬的东西。对官员的考核，别的指标都是软约束，我却是硬家伙！

　　由对我的崇拜，相应又产生了中国的“指标崇拜”，凡事都先定指标，不管客观情况，例如城市化指标，把郊县农民划进城市容易，但都按照城市居民的标准，你一下子支持得了吗？产生了“任务经济”，收税是层层下任务，完不成就由纳税大户到小户补充，反贪也是“要比上年有多，但不要太多”；产生了“任期经济”，只求任期风光，不管下任死活；产生了“标志崇拜”，都要建第一高楼，第一广场，第一某某。

　　怎样超越对我的崇拜

　　那么，怎样超越对我的崇拜呢？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我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作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负作用的项目（如污染、环境破坏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都市化影响），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作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如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像家务劳动和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根据纯经济福利指标，印度尼西亚从1971年到1984年GDP年均增长7．1%，但如果将石油、木材大量开采出口以及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作为成本加以扣除，年均增长率只有4%。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主张列出水、空气、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每项污染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我中间扣除。按此方法，当时我在日本的增长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提出一套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如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被扣分；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力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加上三项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强调人力开发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

　　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在会计行业，国外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在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已经加上了4个字，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但是，很多地方的中心工作还没有真正加上这4个字。

　　我欣慰地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实际，顺乎进步潮流，已经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从增长到发展，这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新突破，其影响异常深远。

　　从中国正在酝酿的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来看，财政改革主要集中在支出方面，例如积极支持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切实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从体制上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支持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大对环境整治和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的投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在税制结构调整方面，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将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普通消费品将逐步从税目中剔除，而一些高档的消费品将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农业特产税将取消，农业税率会逐步降低，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这些改革的含义，与“五个统筹”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息息相关。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可以预言，即使是在衡量经济成就方面，我的至上地位也会降低，而其它一些指标如就业、负债、效益会与我同行。我从“总分成绩”变成了“单科成绩”，当然，我还是最重要的单科。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对地方和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必然也会变化。生产建设型的政府必须转变为公共服务性的政府，转变为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为人民办实事的政府。

　　从物质为本走向以人为本，物化的中国终将进化为人化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自然的中国，文明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