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之“红”

　　近两年，一种新闻文体迅速窜红，成了“热得快”，那就是新闻时评。新闻时评现正处勃兴之状,其生命力之强,作者参与热情之高,媒体之重视，完全可以用“风靡”来形容。一时间，新闻时评大有成为新闻新的生长点之势，有的媒体如《南方都市报》则以高质量的新闻时评有力地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跻身主流媒体之列。

　　新闻时评在国内的兴起，除了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民众的表达欲望日趋强烈的现实因素外，还有着新闻规律内在的要求。随着科技的进步、传媒间竞争的加剧，电视、网络等媒体对传统的报业也构成了较大的威胁。报纸快快不过广播电视、广广不过网络，只有在深度、观点上多做文章。因此，时评这种文体，作为新闻的“伴侣”，也就应运而生并渐成气候。新闻时评依托新闻，评说新闻、解读新闻、爆破新闻，使得新闻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

　　新闻时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门槛低，“中人以上，足议曲直”，这就是时评资格的基准线，只要具有一定思考能力和文字水平的人都可以发言，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物，都可能出现在媒体上，这样就颠覆了传统评论的写作特权，唤起了民众参与的热情：既可以指斥时弊，又可以提出建议，既可以从细微处议论，也可以就大政方针发言。这种平民化写作、公民式表达，成为时评最引人注目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管制的高度决定了时评的高度，传媒环境的自由度决定了思想的自由度，也同时决定了时评的质量和水平。新闻时评可以看作舆论生态的表征 ：时评繁荣，则舆论自由度大，时评凋蔽，则公民表达的通道受阻。因此，从时评的起伏，也可看出舆论环境的变化。

　　时评之“黑”

　　随着时评热的升温，一些媒体有条件的上时评版，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上时评版，一时间，时评遍地开花，不亦乐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评这种文体的问题也日渐表现出来，有些时评胡搅蛮缠、新式八股、粗鄙简陋、避重就轻、自说自话，鸡、蛋争先等等。一时间，业界对时评进行了大量的和比较深刻的反思。

　　新闻时评的八股味问题。有人总结了新闻时评写作的套路，指责新闻时评在写法上单调，缺乏文本意义上的美感，不如杂文等，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时评作品，从其文体的特点来说，更像是新闻而不是文学，这也是时评和杂文的分野之所在。杂文偏重价值判断，时评偏重于事实判断。杂文的时效性弱，保鲜期长，而时评往往是针对新闻的热点、疑点、难点、焦点、争议点甚至冰点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解读，是配合新闻来做的，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新闻伴侣”，它与新闻相映生辉。时评作品是典型的易碎品，虽然时评佳作也会让人印象深刻，齿颊留香，但这种佳作，让人记住的往往不是可以剥离出来的艺术手法，而是其作品所表达的观点和思想。潘多拉的《让我轻轻告诉你》，在手法上非常巧妙，算得上是精品，但如果不是在某歌星正在被人怀疑但没人敢说出来的时候，这篇作品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而李方的名作《从赵安出事看春节联欢晚会改革》与其说是写作技法的圆熟，还不如说是以胆识取胜，胆，是因为敢说人之不敢说，识，是说人们感之而说不出的内容来，尽管杂文也有这个要求，但和时评相比，则在时效上就差多了。还有李曙明在《外滩画报》上发表的质疑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改判死缓的评论，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如果不是踩着“新闻”的点，就不会蹦“影响力”的极。因此，时评是属于新闻的品种之一，往往放在新闻板块内，而杂文则应该属于文学范畴，多立于副刊上。

　　实际上，人们对时评的指责，与其说是对文体单调、文本粗陋的不满，还不如说是在角度的雷同、观点的陈旧、知识的贫乏、说理的肤浅、评论对象的庸俗等问题上，这正是新闻时评可以改进的地方。当然新闻时评是一种危险的文体，操作不慎，容易擦枪走火，又需要克制。所以，一些媒体倡导理性、建设性，提倡零度写作、淡化批判性，这可能是时评不招人待见的另一个原因。理性、建设性固然不错，但作为评论之一，批判性断不可缺少，对于那些四平八稳、不动声色的评论，恐怕是难以吸引人的，因为时评的功能除了解读新闻外，还有渲泄情绪、调节舆论之功效。

　　此外，针对时评存在着浅薄的倾向，有些人呼吁专家型的评论家出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时评的判断所需要的，并非专业知识，而是常识和理性的素养。而常识和理性，恰恰是每一个国民所需要补充的(马少华语)。因此，要求提高时评的门槛，以专家型的时评家来整合时评界，不仅是难以行得通的，也是对时评的本质属性的一种背叛。只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编辑要有能力、有责任、有意识地在选稿、用稿时引导时评向健康的方向发展，避免平庸之作的大量出现。

　　关于时评的时效，也是一个批评的焦点问题。有人就新闻时效的快而影响了时评的“信”“达”“雅”而进行诘难。认为评论的失真、粗鄙、简陋是因为过于追求时效而引起的，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是难以回避的。时效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定义已经由“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延伸为“刚刚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因此作为“新闻伴侣”的时评，也应该追求时效性。如上面所举潘多拉和李方的两个例子，没有了时效性，再高的文本价值意义也不大。在网络时代，媒体为了更好地发挥新闻的作用，在发布新闻的同时配发评论，使新闻与评论能够融为一体，互相深化，开掘、提升新闻的价值，追求时评与新闻的同步，推崇“马上评论”，尽可能缩短时评与新闻的时间差，这是一个趋势。

　　此外，关于时评家应该不应该对假新闻负责问题，则是另一个比较激烈的争论的话题。因为“《背影》落选鄂版新教材”的假新闻一事，在时评界引起了一股反思浪潮，对时评界的躁动、急进、不负责任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有人撰文认为，时评家就“失实新闻”发表评论，是在侮辱读者，还有人认为时评家应该睁着一双锐利的鹰眼，要能够洞察新闻媒体上的假新闻等等。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叫做新闻，媒体报道的东西，在逻辑上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如果因各种原因失实，我们只能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去找原因。而时评，是据新闻来说事理，因此，不应也不能对新闻的真假负责，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因此，要求时评家立论有据、持论公允，不要信口开河甚至无病呻吟是应该的，可如要时评家对失实新闻负责，怕是不符合实际的过高要求：哪怕在现实中，时评家能够发现某些可疑的新闻，并且保持了可贵的沉默，但在逻辑上还是应该将这道“工序”归位给采写新闻的专业人员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不遑多论，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些另类的假新闻往往更会让人防不胜防，是难以避免的。

　　一些单位或个人，有时因对某件事甚至某个政策没有把握，就故意提供一点信息给新闻媒介，媒体报道之后自然会引起争议，如果包括时评在内的新闻舆论过于激烈，超过了实行某项政策的承受能力，则有关方面就会出来“辟谣”，实际上这是有意地试探公众的反映，此为一种现象，并不鲜见。还有，某地因某事被曝光之后，当地政府运用各种关系和权力，施加各种压力“挽回影响”，压迫媒体承认是“假新闻”，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随手可拾。浙江定南县封杀《人民日报》，打的旗号不就是说报道不实吗？而新华社报道的“渭南抗洪合龙秀”，不也被指为假新闻了吗？这样说，并不是为媒体报道“假新闻”开脱，但有时候，媒体出现的所谓“假新闻”确实是非常复杂的。想想看，在伊拉克战争中，世界媒体报道了多少“假新闻”？而以后还将要报道多少假新闻？要求时评家们判断“新闻的真假”可能吗？

　　时评是新闻的伴侣，优秀的时评，无不是事、情、理三位一体高度契合的产物，时评重在说理，据事实说事，当然，如果事实出现问题，这个理说得也就有些飘浮、有些勉强。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时评毕竟是辩明一个道理 ：我们曾就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评论过，中学课本最后并没有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你能说这评论一点意义没有？前一阵子媒体上报道说中俄石油合作项目安大线可能改向，媒体为此发表了大量的评论，现在国家发改委高层证实，中俄石油管道计划不改变。这样一来，以前的报道又可以被指为不实报道，但围绕此事的评论毕竟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分析和解读，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吧。实际上，时评往往都交代新闻的来源，这其实就是一个态度 ：只对媒体报道的“新闻”负责，如果新闻有假，不负连带责任。 （作者：肖余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