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关注底层，用近乎荒诞的真实展示现世；他关注市场，没有观众的电影在他看来不过是个人的玩物。生性乐观的他想创造一些同自己以往作品不同的剧本，只是每当坐下来，笔端流露的仍是一些哀伤。

 　　跟陈果聊天不会感觉累，虽然他拍的电影都那么沉重。他说生活中的自己非常乐观，拍电影和生活在他是两码事。拍哀伤电影的人就一定会哀伤吗？他大笑。

　　2003年对于陈果是近乎沉寂的一年，2002年底拍完《人民公厕》后，原本打算继续“妓女三部曲”第三部的他，因为太过疲惫，决定停下来，为接拍商业片做准备。“我不会不拍商业片，商业片有商业片的拍法，一样会很好看。”

　　从《香港制造》到《榴莲飘飘》再到《香港有个好莱坞》乃至《人民公厕》，陈果的电影被定了性地标上“草根”、“底层”的记号。但他不喜欢被贴上“草根导演”的称号，应该说，任何标签他都不喜欢。因为是低成本独立制造，导演可以完全不受投资方的控制，自由地选择演员、合作人包括拍摄中的种种细节，不靠发行获取利润，通过参加国外电影节打开国外的市场——这因此开创了香港电影的一种新模式。特别是熟悉了香港电影中不倒的英雄形象和对妓女生活的粉饰之后，陈果电影的真味更值得细细品咂。

　　写多了低层哀伤情绪故事的陈果也想换换笔调，如今他正在跟李碧华合作一个新片。只是：“常常写着写着又陷进去了，不由自主地往这个情绪里面滑。一方面这样的故事好写，也好拍，有情节，容易有共鸣和话题；另一方面，有时候哀伤也会变成一种习惯。”

　　陈果的普通话比一般的香港导演要说得好，在网上搜索他的资料，发现他10岁才从广东移民到香港。说到这个，他带着点哭笑不得的表情。“我在海南岛出生长大，当时海南岛还属于广东。有次我随口说我是广东吧，没想到一下就成了正身了。”

　　很多大陆的观众很奇怪在香港生活了那么多年的陈果如何拍出《榴莲飘飘》里浓烈的大陆味的，众多生活细节的捕捉一般的东北人还要略逊一筹。“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我想我和大陆文革一代的感受是一样的。我还记得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很多情景，经常被父母放到农村去。”陈果说在自己的作品中，《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里的生活场景是他相当熟悉的。陈果不愿意以导演的个人历程解释电影内涵的构成，“电影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别拿太多神圣的东西向里塞。导演谁都可以当，不过是好坏之别。”

　　事实上，他说自己是在这几年才会拍电影的，也就是有了感觉，知道怎么拍最爽。

　　不过只有高中学历的陈果对于上学的事还是有一些感慨：当年还是应该多读一些书。电影在陈果的世界里并不神圣，一如他的人和他的作品。好电影不一定有深厚的背景，好导演也不需要大苦大悲救世济人。

　　《新周刊》:好像1年前就一直在说陈果要拍商业电影的事，是因为想尝试不同的电影风格，还是觉得目前走的这条路太窄，前进的余地不大？

　　陈果:原因很多。我是导演，看自己喜不喜欢，是不是真的能拍。有些片子拍出来也没什么意思，那么烂，钱又不是拿得很多。如果有人对我说，陈果，你来拍个三级片，我给你一辈子够花的钱，那好，我一定会拍。所谓名声不好，大不了不在电影圈呆，一辈子的钱有了啊！但是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这些片子我不会拍。我现在拍的是我喜欢的，刚好又能受到一些观众的喜欢。但是，这种电影（低成本运作，靠电影节拿奖，走国外发行的路子）能走多远，我现在不知道。

　　《新周刊》:大家会很好奇，陈果的商业片会是什么样？

　　陈果:我不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人，生活中的我很乐观的。我不会强调就必须这样不能那样。很多评论人说我是草根导演，那我将来拍武侠、拍警匪又该说我什么？我现在拍的片子只是因为暂时兴奋点和想要表达的东西在这里。我不会拒绝商业片的。

　　应该说，我做了10多年副导演，在《香港制造》之前，我也做过2部片子的导演。在香港电影圈很小的，不管什么原因，你拍的片子没播，总会有人想是不是他拍的东西不行啊？我现在回头想自己最应该感激的是那几年没人请自己拍片子的日子，一直憋着，压着，否则不可能有后来的《香港制造》和《去年烟花特别多》。

　　《新周刊》:事实上，商业片恰恰是掌握了大众的口味往里填料。现在大家已经把《无间道》看成是香港电影的“救市主”了。

　　陈果:这是香港的一个恶疾。一种好的想法出来了，大家都跟着抄，抄到最后大家再一块死。《无间道》一出来，大家发现原来警匪片还可以这么拍。就好像当初我的东西一出来大家也发现原来艺术电影也可以有这样的出路一样。但是一个共同的问题都是，再往前呢？

　　《新周刊》:这谈到了香港电影的发展问题？

　　陈果:这些年香港人一直在喊香港电影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吗？原来香港一年有一两百部片子在拍，现在没有那么多了。但是香港人以前有什么娱乐，现在呢？我不认为香港电影像别人说的走向末路了，要自救。现在的整个大环境变了，而香港电影的品质并没有下滑。哪年没有烂片子，哪年又没有好片子？

　　《新周刊》:拍商业电影的话，你一直力图避免的受投资方的左右，拍自己的东西的想法岂不是要被改变？

　　陈果:投资人当然要想市场，一旦接拍这样的电影，他就会告诉你用谢霆锋啊，红啊。并不是这个演员好不好，而是故事适不适合的问题。投资方只会考虑市场喜不喜欢。所以，当初也有很多人来给钱，但你如果要求我这样那样，不行。但是，艺术电影能够走多远，不拿奖，这些人还会不会投你，这也是问题。有时候拿奖并不比拍满足市场需要的电影容易。

　　《新周刊》:你会选择一些相对社会性话题强一些的商业片吗？

　　陈果:我不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不一定非要社会责任感，不一定非要关注社会低层。甚至我不知道会不会一直拍电影。当初拍《香港制造》，用的胶片都是别人废的我拿过来拍。拍了很多很多，素材都没用完，一想，还可以再拍一部弄成一系列。妓女三部曲也是这样一个过程。《香港制造》拍完以后，拿到电影节上去放，得了奖，在国外一些小的院线被发行，又发现，原来艺术电影还可以这样操作，原来也可以赚钱。所以，不管下一部片子是什么，艺术电影也好，商业电影也好，随缘吧。(文/李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