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新闻发言人弗莱舍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左:我很高明，连政府都听我的。哈哈！右:电视都已经播了，哪还有假？　　张颖画

　　在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传媒超级大国。从索马里、科索沃到中东、阿富汗，“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CNN(美国有线新闻网)”，这句广告词形象地说出了美国媒体遍及全球的渗透力。美国媒体是美国公众了解和感知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也是塑造和服务美国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报道方面，美国媒体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CNN把美国拖进了索马里

　　人们依然记得1992年底前后，美国的电视上曾充满了索马里内战造成的杀戮不止、饥民遍野的画面。美国以对“人道主义”的关切为由大规模出兵参与索马里维和。然而仅隔一年，当美国大兵的尸体被拖过摩加迪沙大街的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美国公众发出了“把我们的孩子送回家！”的强烈呼声，于是美国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行动戛然而止。有人评论说，是CNN把美国拖进了索马里；又是CNN把美国拉了出来。

　　1999年1月，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上演了类似的一幕场景。欧安组织观察团宣布在拉察克发现45具阿族人尸体。观察团团长、退役美国将军沃尔克面对摄像机的镜头振振有辞地说：“这是塞族警察对阿族平民的大屠杀。死者是被枪抵着头部打死的，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一名儿童。”这些鲜血淋漓的场面和耸人听闻的指控，铺天盖地占领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当舆论造足后，美国的航空母舰和轰炸机便接踵而至。

　　塑造和服务对外政策的三种方式媒体对当今美国外交的重大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新闻媒体经常被说成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新闻记者也有“无冕之王”之称。然而，作为企业，美国的媒体并不具备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能力。它们对外交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间接途径实现的。

　　媒体塑造和服务美国外交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聚焦”。新闻媒体遍布全球的网络和第一时间的报道，有时能左右政府的议事日程，议程之外的问题也可能因此被列入议程，或者将排在后面的议程提前。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白宫律师劳埃德·卡特勒曾经指出：“一个问题无论多么紧要，只要没有什么电视报道介入，在白宫的日程表上可以随便安排在哪个早晨。人们常常把它们搁置在一边，先要处理电视新闻中最新出现的突发事件，并要在下一次节目中做出及时的适当的反应。”

　　二是“煽风”。通过在头版头条的集中“轰炸”，媒体可以动员舆论迫使政府对某些问题加快决策速度、提高决策级别。由于媒体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爆炸性的舆论压力，决策者常常匆忙应对，而“没有时间好好考虑政策选择、达成秘密协议和让公众理解”。而这样的决策往往会导致不良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上文提到美国在索马里的进退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是“定调”。媒体通常不会在报道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通过报道角度选择和新闻素材的取舍，往往能在读者当中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作为中国人，我们对美国媒体制造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印象颇深。在中国取得经济飞跃、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成就面前，美国媒体大肆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最近，又有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怀疑起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编造所谓“中国崩溃论”。美国媒体以种种“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干扰和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对国际负面新闻津津乐道

　　作为普通美国人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新闻媒体的国际报道对于民众的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媒体一向标榜其报道遵循客观、公正、全面的“准则”。但大多数外国政府和民众都对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却不这样看，美国国内的民众、学者和许多政府官员对其媒体国际报道的评价也不高。

　　美国学者甘斯的研究发现，美国国际报道最集中于7个方面的消息：总统或部长的出访；直接影响美国的事件，如开战、石油禁运；集权国家或前集权国家的政治军事问题，共产党或法西斯背景较强国家的选举；导致领导人更迭的他国选举；政治冲突、政变、革命、暴力示威；严重灾难、灾害；独裁者，尤其涉及其对不同政见者的处理。另一位美国学者格瑞波指出：“美国媒体关于外国的报道强调暴力、冲突、灾难、及时和新颖”，这种报道过分注重负面新闻，忽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通常缺乏连续性和深度。“没有什么新闻是好消息，好消息就不是什么新闻”，格瑞波的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美国式国际报道的特点。

　　报道充满政治偏见

　　如果用客观、公正、全面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会发现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既不客观，也不公正，更不全面。美国独立记者希尔弗斯坦指出，美国主流媒体的国际报道通常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相互呼应，这些报道充满了政治偏见，丝毫没有客观性可言。他举阿富汗为例，在苏联入侵之后，阿富汗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描绘成一只“正在受到蹂躏的可怜的羔羊”；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被刻画成“抗击共产主义入侵的英雄”。他本人曾经提醒报纸的编辑，这些极端主义组织有可能把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毒刺导弹用于输出伊斯兰革命，甚至卖给恐怖分子，而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媒体的关注。在苏联撤离之后，尽管这个国家经历着残酷的内战，但阿富汗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彻底地从美国媒体上消失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范士明博士也证明，美国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报道是典型的“政治新闻”。他检索了1998年7月—2000年7月间《纽约时报》关于西藏的报道，在为数43篇的新闻报道中压倒多数的是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出现了132次引言，其中达赖本人11次，“流亡政府”官员及“藏独”组织成员22次，亲台分子2次，海内外普通藏人41次，中国政府官员(包括新华社)13次，海外普通汉人4次，美国政府官员4次，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13次，普通西方人12次……从分析这些引言的数量可以发现，来自达赖集团的声音远远多于中国政府的声音，引用普通藏人的话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中国国内普通汉人的引言一次都没有。范士明博士指出：“《纽约时报》没有为中国政府和达赖集团双方、普通汉人和藏人双方提供公平的讲坛。在一个极为敏感的议题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符合西方新闻观念中平衡报道的原则的。”

　　充当美国政策的宣传员和辩护士

　　虽然在表面上看，美国拥有十分发达的传媒产业，但具体到国际新闻领域，美国媒体的信息来源却十分狭窄。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新闻机构拥有驻外记者，而国际报道的大部分信息来源还得依赖政府。可以说，白宫记者招待会的入场券几乎直接决定了国际新闻从业人员的饭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媒体经常会成为美国外交的宣传员和辩护士。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深谙此道，它们都设有相应的公关办公室，专门从事引导舆论导向的工作。

　　一些海外中国学者发现，美国主流媒体特别善于封锁消息，很多不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新闻都被各大主流媒体封杀了。一项统计显示，从1991年1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西欧媒体出现了195条关于贫铀弹的英文报道，其中路透社38条，法新社22条。而同时期美国媒体的表现却令人震惊，美国3家知名度最高的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贫铀弹新闻上异乎寻常的保持缄默。《华尔街日报》关于贫铀弹的新闻是0；《纽约时报》除了1条美联社消息和3篇读者来信之外，自己的相关新闻一篇也没有；《华盛顿邮报》的态度更令人寻味：在1991年最早炫耀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使用贫铀武器以后，其后9年内只有2篇关于贫铀弹的消息。

　　美国媒体背后的政治

　　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是美国政治环境和价值体系的产物。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私营机构，它们的生存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而美国普通民众在传统上是不关心国际事务的，美国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1999年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过去的10年中美国公众最关注的国际新闻是戴安娜王妃车祸事件。可以说，美国老百姓对于国际新闻的需求量是很低的。这种市场需求决定了美国国际报道的简单化、戏剧化和负面性的取向，因为只有“人咬狗”的新闻才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赚取相应的商业效益。

　　美国的媒体是在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和价值体系中运行的，无论是媒体机构还是记者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个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美国媒体在国际报道中流露出某些特定的政治倾向，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凭借信息来源和传播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美国的国际报道往往对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产生导向的作用，这是值得世人警惕的。余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