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间的迁徙可追溯到1994年，如今“城际移民”的数量大约2000多万。迁徙潮无可逆转，能转变的只有政府管理模式。

　　从出生到终老，除了几次有限的旅游和出差外，一直死守家乡：这是父辈们的生活写照。如今中国的年轻人，都是怀揣梦想背井离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他们追求，也习惯于闯荡的生活。

　　这种变化最初的萌芽是在1984年。那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让习惯了“一亩三分地”的农民们放下锄头，纷纷涌向城市。80年代初期全国的流动人口才200多万，1984年后流动人口的数量迅速增加，短短几年内就翻了10倍，现在已经达到1亿。

　　而城际间的“移民”，比城乡之间的迁徙晚了10年。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副主任段成荣回忆，这种城际间的“移民”形成潮流，是从1994年左右开始的。如今全国城际间的“移民”人数大约在2000万左右。这其中大部分是低端层次的流动，只有一小部分是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比如说北京和上海，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02年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约286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9.3％，约26万人；而上海2000年流动人口普查的结果则是：在387万外来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3.7％，约14万人；深圳人事局提供的数字是：2002年年底，深圳暂住人口364.8万，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6.3%，约23万。

　　“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对于城市的发展却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段成荣说，“很多人会比较关注他们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其实更重要的是流动给城市带来的‘交流’。每个地方的人都是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在长期封闭的情况下，毛病会越积越深，慢慢就积习难改了。不同地区的人不断交流，是一个彼此取长补短的过程。”

　　和进城的农民工一样，这些高层次移民同样也给政府带来了管理上的不便。比如说，某个人的户籍在河南，但河南却根本找不到这个人；他在北京长年生活，北京却根本没有记录这个人。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原有的管理体制已经落伍。对以前那种大家猫在自己家乡，一守就是一辈子的情况，中国倒有一套很有效的管理模式，但这套管理模式显然不适应当今的时代。

　　“政府其实很关注城际间人才的流动现象，但这方面的研究做得很不够”，段成荣认为，“现在的状况是，城际间人才流动的基本情况都没摸清楚，基础资料太缺乏了。”

　　从北京统计局的资料上，也可以看出中国这方面研究的粗糙：在对外来人口的“状况”一栏中，他们来京的目的有“务工经商”、“随亲家属”、“学习培训”等等，可是这些来京闯天下的白领们该属于哪个范围呢？

　　目前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乃至于中国更多的城市，正在相继推出对外来人才利好的政策。

　　事实上，迁徙的潮流无可逆转，能转变的只有政府管理模式。（本刊记者/言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