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是一个以宪政秩序为核心的国家重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稳定的宪政秩序是转轨的最后目标。建立在稳定的重建后的宪政秩序上的经济增长，是稳定的经济增长，而宪政秩序重建中的经济增长，就是转型性增长。在宪政重建基础上的外交革命，是中国应对外界遏制的一种选择。

　　崛起并不必然带来遏制

　　中国连续20多年的转轨性增长改变了同世界上重要经济体，尤其是同周边经济体的力量对比。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财富数量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不断提升（表1）。根据我国政府的数字，按照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换算，2001年中国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二位。1985年，中国的GDP为2664．4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八位，排名在加拿大、巴西之后，到了2000年，增加到10800亿美元，超过加拿大和巴西上升到第六位。2001年，中国的GDP达到11768亿美元，接近法国2000年的水平。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正在不断缩小与其他经济大国的距离。

　　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测量方法，比较了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大国相对位置的变化。麦迪逊按照1990年购买力平价（PPP）国际美元计算，1978～1995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由5％提升到10．9％，由相当于美国GDP的23％提高到52％。根据上述计算，中国用PPP国际美元衡量的GDP，相当于全球总量的1／10以上，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中国GDP总量1998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在美国，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以及美国政府，接受了PPP的评价方法，根据这种方法，美国政府计算的结果是：中国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是6万亿美元，美国是10万亿，日本是3．5万亿，德国是2．2万亿，英国是1．5万亿。根据这个数字，中国是美国的60％，位居世界第二位，是日本的1．7倍，是德国的2．7倍，是英国的4倍。

　　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给世界各地的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对于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以及实际现状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中国经济正在改写国际经济秩序的看法，则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同时，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也有相当乐观的估计。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十几年里，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对美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很快将要到来的合理预期。”

　　世界经济体系已经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存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虽然不能成立，但是，中国产品在世界主要市场上的快速增长确是事实（表2）。根据长城战略咨询的研究，截至2002年底，中国共有173种产品位居世界第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5911亿美元，超过德国的516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制造业大国。

　　中国经济的连续增长是21世纪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如果说，在21世纪中有什么因素将带来全球地缘政治革命性变化的话，那么，其中之一，是中国的转轨性增长的成败。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的崛起都要带来世界的不安，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德国近代的崛起所引起的“德国威胁论”，人们已经很熟悉了。美国上个世纪末期的崛起也同样引起了“美国威胁论”。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强国。1900年，美国生产的产品，占世界总产量的30％，1907年，上升到35％。美国钢铁产量，1907年是2340万吨，而英国只有650万吨，德国1190万吨。在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工业指标上，美国都是第一。经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力量的崛起，在美国国内外都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向外扩张的意识。一家报纸写道：我们需要菲律宾，需要加罗林，需要波多黎各，需要夏威夷，需要拉德罗内斯等。在欧洲，如何对付美国的崛起，成为主要强国关心的重大问题。

　　国际体系中，财富的增长是否必然导致对外扩张权力？这个问题争论较少。随着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相应地向外扩张自己的权力，可以视作一个自然的进程。财富的增长，一般伴随着国家利益的扩展。保护国家利益，需要相应地增强军事力量。因此，一个强国的崛起，总是引起国际体系的混乱和重组，并相应地引起权力转移和霸权的更替。根据现实主义的一般性假设，大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之间财富分配的变化。

　　目前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议论，都建立在对中国财富增长的评估和展望的基础上。比如，著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作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为自己书的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就写到：“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然保持其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它也可能会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中国将会寻求地区霸权，是因为优势地位是生存的最好保证。”中国无法逃脱这样的逻辑，“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根据这个悲剧性的逻辑，中国财富的增长，对于不愿意自动臣服的强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全球之祸。因此，其他强国起而遏制中国，就是必然的选择。

　　但是，财富以及相应的权力的增长是不是必然导致对这个国家的遏制，并没有清晰的答案。一些研究显示，其间并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比如英国和美国在近代先后崛起为强国，并没有出现针对他们的遏制体系。如果说，财富和相应的强权的崛起是国际体系遏制的理由，那么，应当总是由那些较弱的中等强国联合起来遏制那个最强大的国家，形成针对这个国家的遏制阵线，但是，英美的例子并没有证明这个推断。冷战期间的国家间关系也没有证明这一推断。20世纪50～60年代欧洲为什么形成了遏制苏联而不是美国的体系？为什么70～8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恰恰形成了遏制苏联的体系？

　　一个财富在增长的国家，并不一定是遭到遏制的原因，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中，日本的宪政秩序以及它选择的战略保证了日本不被看作一个威胁。

　　在针对新崛起国家组成的遏制体系中，究竟是财富的增长成为主要原因，还是战略、行为成为了主要原因，是一个争辩中的问题。如果考虑到财富增长在其他国家中引起的自然的担忧，那么，这个国家向国际体系传达的信号、奉行的战略、采取的行动，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作为一个假设，我们可以推断，是否受到遏制，与这个崛起的强国所选择的战略有关，同时也与其他国家所选择的战略有关。根据德国和苏联的例子，可以做出一个假设：国际体系首先会遏制那些转型中战略模糊的国家和明确扮演挑战者角色的国家。由此可以推断：主要不是中国财富增长，而是中国财富转轨性增长中特有的战略模糊，成为中国威胁论的现实根据。

　　来一场外交革命

　　中国的转型性增长唤醒了周边国家强烈的安全意识。对中国转轨中身份的焦虑成为国际战略界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际战略界有两派明确对立的关于中国走向的判断。米尔斯海默指出：“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国家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都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依据这一基本判断，他认为，随着力量的增长，中国将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一名观察家说：“我们是否应该让中国富裕起来？对现实主义者而言，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繁荣富强的中国将打破均势。”

　　但另一种相反的判断则认为，中国过去的表现说明，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对中国进行评估后，得出结论：过去20年的表现显示，在一系列关于国际准则的问题上，中国似乎比过去更遵守现存的国际社会准则。美国达特茅特斯学院戴维·耿说：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虽然中国与一系列国家有领土争端，但它并没有修正主义或帝国野心，他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证据是十分有限的。

　　对中国转轨失败的担心无疑加剧了而不是减少了对中国走向的疑虑。消除这个疑虑，最关键的是在转轨问题上制定一项明确的战略，并确保转轨的成功。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国内转轨问题。根据定义，转轨就不能回避宪政秩序的重建。在经历了20年的财富增长之后，避免“市场化梦幻”破灭的办法，就是推动宪政转轨，通过宪政重建，在财富成果与财富分配之间取得平衡。

　　在中国宪政转轨这个框架中看，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20年转轨过程所暴露出来的阶层分化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政治权力与崛起的富人群体的结盟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失衡。在转轨之初，人们假设，市场化的过程必将带来宪政的秩序的重建，权力将受到约束。但是，这个假设的结果并没有出现。权力和市场形成了共同生长的关系。进入20年代90年代中期以后，权力和市场主体结成联盟的态势已经非常明确和自觉了。利益分配格局，日益向着这个分利联盟倾斜。“赢家通吃”意义上的“坏的市场经济”模式，到了需要认真对待的历史时刻。

　　国际上可以感知的中国力量的快速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分利联盟力量迅速崛起的反映。

　　在大战略的视野里，中国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确保国内转轨的成功。这需要一项明确的战略。我把这项战略简单地概括为“宪政重建，稳在亚洲，确保和平”。

　　——宪政重建。人们用于比较的中国国力，一般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实际上，正如我们分析的，转轨中出现的国内力量的分配，是失衡的。综合国力是一个虚幻概念。中国的力量，目前主要来自于转轨过程中获利最巨的权力—财富分利联盟。在国内层面上对这个联盟的宪法约束，将使中国避免陷于权贵社会的陷阱。在国际战略上，对这个联盟的宪政约束，将最大限度地避免力量的虚张和滥用。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国内确实有不少的人主张对外政策上采取“一报还一报”的反遏制战略。同时主张“外交革命”的声音，也引起了热烈而广泛的关注。我认为，中国的外交革命将不会发生在对日关系上，也不会发生在对美关系上，而是发生在宪政重建层次上。简言之，宪政重建将意味着中国外交的革命。

　　——稳在亚洲。与日本19世纪后期开始的“脱亚入欧”不同，中国需要执行一项稳在亚洲的政策。这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现实决定的。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的地缘环境是最为复杂的。中国是世界上陆海邻国最多的国家，而且多陆海强邻，这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最显著的特点。中国陆地边界2.2万多公里，苏联解体后，有陆地邻国15个。海上邻国除朝鲜和越南陆地相邻外，还有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六个国家。此外，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有些国家虽与中国无共同边界或海域，但与中国的关系历来相当密切，如柬埔寨、泰国、新加坡、孟加拉等，一般我们也把它们看成是邻邦。中国是一个易受攻击的国家。“它的地理位置迫使它关注与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抗御外敌，而它的潜在敌手既多又强大，而且就在它附近。”

　　在中国的邻国中，有几个还是世界强国。世界公认的六个力量中心，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有五个在这一地区。这五个国家的GDP总量，1998年占世界GDP总量的47.25%。根据预测，2010年将占世界GDP总量的55．23%，2020年将占到世界GDP总量的60.44%。

　　从地理位置看，美国不是中国的邻国，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美国是中国的邻国，而且是最大的邻国。之外，作为南亚大国的印度，与中国有着长达1450公里的边界线，如果算上锡金和不丹，两国实际边界线长达2250公里。随着近年来印度力量的增长，它越来越被视作全球力量中心之一。

　　由此看来，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基本上意味着处理好了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中国的周边不稳定，也就意味着中国同世界大国之间关系的不稳定。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地缘特点。

　　——确保和平。中国的主要战略利益集中在周边，确保周边的稳定，意味着与诸大国保持和平的关系。

　　根据现实主义的霸权逻辑，一个崛起中的强国必须通过多次战争才能上升到霸主的地位。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有人认为中国也会这样。如果这样的逻辑是成立的，那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霸主梦想，对中华民族而言，将是一场噩梦。那将是成本极其高昂的成就。每一位中华之孙都将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生还是死”的问题：是要称霸，还是要和平？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的回答是：确保和平。（北京张剑荆）

（ 原文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删去了注释，敬请谅解。—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