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南方大报

　　果然魅力十足

　　《奥兰多前哨报》，创刊于1876年，是美国南部旅游名城奥兰多市第一大报，也是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公司在南方的最大报纸，与美国在线合办一个24小时滚动播出的本地有线新闻台，并出有多份周报，2001年3月至9月平均每日发行量260802份，居全国第三十七位；星期天刊发行量382896份，居全国第三十三位。

　　一、冒暑南行访佛州

　　七月的南方，骄阳似火。阳光从车窗外一泄如注，感觉置身于露天。就像美国人从不打遮阳伞一样，美国的汽车也从不贴遮阳纸或挂窗帘，这趟南行，我握方向盘的两臂被晒得乌黑，只在左手腕戴手表处留下一圈白印。好在汽车的空调相当好，还不至于灼热难耐。

　　这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驱车远行。

　　我是2001年6月26日离开纽约市的，当晚在费城附近我弟弟家住了一宿。次日上午，我沿95号州际高速公路继续向南，经过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进入弗吉尼亚州，在该州首府里士满市休息吃午饭，再沿85号高速公路向西南方向行驶，到达北卡罗莱纳州。晚上10时许，终于来到北卡罗莱纳州的最大城市夏洛特市，入住市中心的假日酒店。此行途径6州行程800多公里，用了10个多小时，创了我单日行程的最高纪录。这样长距离地驱车，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第二天休息一天，看了看市容。

　　夏洛特市是这次长途跋涉前往佛罗里达访问的第一站。之所以选择这座城市而放弃了必须经过的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市和北卡罗莱纳首府哥伦比亚市，是因为这座城市最有特色。夏洛特历史上第一次繁荣是1799年，当时一个重17磅的大金块被发现导致淘金热。这阵热潮后来移到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但该市的金融地位却渐渐形成。1837年美国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一家造币厂，后来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目前该市是美国第二大金融城市，地位仅次于纽约市。该市的大银行总部数量超过美国任何一个城市，全国200家最大银行中有9家总部设在夏洛特，包括美洲银行和我开户的第一联合银行。当地人说，这座城市的很多建筑物喜欢用绿色，就是因为它代表了美钞的颜色。

　　夏洛特很干净，依我所见，市容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市区街头摆放很多色彩艳丽、形状各异的大靠背椅，这椅子显然不是供游人休息的，而是一种街头装饰，与城市雕塑的作用相仿；另一特点是市中心很少住户，除了商店就全是高大的写字楼和大片平面或立体的停车场，人们都住在郊区，市中心好像只是一个上班的场所。我居住的假日酒店旁就有至少数千个收费停车位，供附近的全国最大黄金交易所商户使用。

　　这一天，我还去了同样位于市中心的《夏洛特观察报》（Charlotte Observer），但因是星期六，且事先未联系，所以未做任何采访，只在大厅和周围参观了一下，并了解到该报平日和星期天的发行量分别约为24万份和29万份。我此次南行的目标是佛罗里达州两家极有特色的报纸——《奥兰多前哨报》和《圣彼得堡时报》，途中不敢久留。在酒店，我抓紧时间继续与《奥兰多前哨报》联系，因为当时还未得到确切的答复, 只说由于7月4日国庆日前后有不少人休假（美国人国庆休假一天，去年7月4日是星期四，很多人喜欢调休与上一个或下一个周末连起来过所谓的“长周末”），欢迎我来，但日子待定。结果是电话无人接听，电子信箱没有新邮件。而7月3日访问《圣彼得堡时报》的日子业已敲定。

　　6月30日一早，继续赶路。这一天开了600多公里，中途经过该州首府哥伦比亚市，匆匆参观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哥伦比亚运河和导致南北战争的南方11个州决定脱离联邦的第一次会议地点——第一基督教新教教堂。晚上到达南卡罗莱纳州的海滨名城查尔斯顿市，入住美国著名大众化连锁酒店Days Inn。这个城市傍海而建，景色迷人，沿海有长达数公里的休闲长廊和保留的土炮台，市内有战争公园和多处公墓。据查阅当地资料，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个决定性胜利即在该市取得，挑起南北战争的第一枪也在这里打响。

　　第二天上午离开酒店前查阅电子信箱，终于接到《奥兰多前哨报》阿什莉•艾伦（F.Ashley Allen）女士的E-mail，称我可以于7月2日上午访问该报。这比我预料的国庆日之后的日子提前了数日。不容耽搁，当天我即穿过佐治亚州进入佛罗里达州，晚上赶到奥兰多市郊的凯西米镇，在一家名字取得很动听的旅店安营扎寨。这个旅店叫做Flamingo Inn（火烈鸟酒店），以当地人们最喜欢的热带海鸟火烈鸟名字命名。酒店虽只有两层高，但幽雅清静，房间里冰箱及免费制冰的器具一应俱全，院内还有一个漂亮的小游泳池。这样的房间每天仅收50美元（含12%的税），是我在纽约按照美国驾驶员俱乐部（AAA）优惠手册的指引，通过电话谈妥的价格。

　　二、旅游名城的都市大报

　　打开美国地图，一眼可见其东南角上伸出去的仿佛乌龟头的凸出部分，这个狭长半岛便是佛罗里达州，简称佛州。在佛州中部紧靠大西洋一侧的城市，便是著名旅游城市奥兰多。

　　奥兰多是个年轻的城市。直到19世纪末，这里还是人烟稀少、被称作“cowtown”的乡村小镇，1929年一次严重的果蝇灾害使当地的农作物及其加工产业受到大面积毁损。奥兰多的繁荣和工业化，首先归功于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时期，美国在附近积极开发空间产品，与“敌国”苏联激烈竞争，著名的肯尼迪宇航中心离此不远。但奥兰多真正成为世界旅游名城，主要归因于一批大型主题公园的兴建。

　　1971年，这里耗资4亿多美元建立了第一个主题公园“魔幻王国”，成为后来迪斯尼世界的五大公园之一。如今，奥兰多的大型主题公园多达数十个，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迪斯尼公园——迪斯尼世界、好莱坞两个主题公园、海洋世界、阿拉伯之夜以及从中国深圳移植而来的锦绣中华等。奥兰多不仅靠近大海，而且在方圆100多英里的范围内有大小湖泊1200多个，使得这里城市乡村、路边楼旁处处临水，为原本漂亮的奥兰多再添几分清秀靓丽。难怪不到200万人口的城市，每年吸引游客近4200多万，相当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人口的总和。也难怪这里宾馆酒楼、商店超市多如牛毛，其中各类商店多达118万。据后来阿什莉女士给我的《访客指南》，该市1999年共接待游客42，598,000人次，其中国内游客39，129,000人次，国外游客2，863，000人次。这些游客包括参加各类会议的人数368万人次，所有游客在此花费的资金总额多达211亿美元。

　　我总觉得这个城市某种程度上很像我所居住的深圳市：两个城市同样缺乏任何工业资源；两市同样有自己的特色水果，只是一个盛产柑橙，一个丰收荔枝；两市都靠近大海但市区离海滨旅游点都较远；两市都以主题公园和亚热带气候吸引游客；两市工业化的历史都不长（相对本国其他城市而言）；两市常驻人口（深圳是户籍人口）都少于外来暂住人口；《奥兰多前哨报》作为该市的第一大报，1982年才正式改为现名，而《深圳特区报》作为深圳市的主要报纸，1982年刚刚创刊；等等。有了这样的感觉，就与奥兰多亲近了许多，一住就是7天，包括后来访问《圣彼得堡时报》。

　　7月2日一早，我开车一个多小时，于上午9时前来到奥兰多市中心的北奥兰治大道633号，进入《奥兰多前哨报》大楼。佛罗里达橙举世闻名，所以这里很多地名都和柑橙（Orange）有关，包括奥兰多市所属的县，音译为奥兰治县，意译应叫“橙县”（Orange County）。奥兰治大道是奥兰多市区的主要街道。《奥兰多前哨报》是美国目前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公司在美国南方的最大报纸，也是美国最著名的主题公园城市的第一大报，其特色超过佛州首府的《迈阿密先驱报》，虽然发行量稍逊于它。我此次南行的目标之一，就是奔该报而来。

　　我查看当天的该报，发现这家报纸版式花哨，大幅彩色图片随处可见，份量也很足。当天是星期一，该报共86页，共分5叠，分别为：A叠新闻，12页；B叠体育，8页；C叠本地新闻，12页，含电视预告和卡通画；D叠分类广告，14页；E叠财经，32页，旅游是其重点。前一天是星期天，报纸共278页，共分14叠，其中包括一个16开68页的电视杂志和8开16页的广场杂志（PARADE），另有一叠16版的彩色卡通画。在我访问的所有美国报纸中，该报的彩色卡通画数量最多，每天都有，而且都是彩色。仅次于该报的是《华盛顿邮报》。

　　下楼来迎接我的是阿什莉女士的助理丽萨，一位身着一袭黑色无袖连衣裙的金发小姐。她引我上楼，介绍给阿什莉。接过阿什莉的名片，我才知道她是报社身兼多职的一个重要人物，头衔是计划发展与合作公关部主任。据她介绍，她主要管三摊子事：一是计划与规划，包括论坛公司在这里的长期规划、本报战略规划、本报经营计划、项目管理规划等；二是对外合作，包括与外界交往、媒体合作、集团内媒体支持项目、各类会议、演说培训等；三是慈善事业，包括奥兰多前哨报家庭捐助基金、公益广告项目、社区年度报告等。从后来她的谈话及向我提供的材料看，这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女管理家。

　　阿什莉介绍了当天对我的安排：先由她介绍报社情况，然后参加报社的社论委员会会议，接着由社论委员、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C•伯西亚（John C. Bersia）接受采访，然后再由她继续介绍情况并回答我的所有问题。我对这个安排表示满意，没有执意要求见高层负责人。

　　她介绍说：“本报的结构主要分为广告、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技术支持、编辑部、经营、人力资源、规划与发展这几大块。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网站，有20多个员工在那里服务。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有线电视新闻台，占用第13频道，和CNN一样24小时滚动播放新闻节目。我们这个电视台是与AOL（美国在线）合作的，各占50%股份。这（指一本杂志）是我们出的期刊，我们的期刊分别为招聘专刊、新房专刊等，是报纸分类广告的延伸，我们向读者提供很多优惠券，很受欢迎。可惜这些工作将面临停顿，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将出现变化。

　　“我们的员工共1500人。编辑部门大约350人。最大的部门是经营部，因为它包括了发行和印刷，在很多报社发行部门和印刷厂是单独分开的，而我们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经营部门包括了印刷、住户投递、街头零售等工作。这个部共有650人。我们报纸发行量的80%是住户投递，20%零售。这一点和我们的姐妹报纸《芝加哥论坛报》不同，它的零售量占八成（但我后来访问中发现这个说法不确——笔者），因为那是大城市，像纽约，那里有地铁，人们喜欢在地铁里读报，而我们没有地铁。你问谁在发行我们的报纸？我们靠独立签约人，即社会力量帮我们发行。但我们不要孩子送报，因为我们是晨报，我们夜里1：30开始印报，凌晨3点就开始往外送报了，孩子不能起这么早，他们要上学。有很多版面是白天就提前印刷的，如一些广告、副刊和星期天刊的一些板块。我们没有专门部门做星期天刊，记者为一周内所有板块写稿。销售和发行人员也是一样。你会感到奇怪的是，我们一些每周一次的板块，如旅游、艺术、娱乐等，只有一个编辑负责。另外，我们从不预印第二天的报纸，所谓提前印刷也就是白天印。但很多大城市报纸，如芝加哥、纽约的报纸就会提前一天印刷。人们有时可以在星期六买到星期天的报纸。对我们来说，那是过时的热狗。”

　　谈到这里，她一看表，连忙说，“你得去参加社论委员会的会议了，然后还要和伯西亚先生见面。我现在就领你去，回来我们接着聊。”

　　三、2500小时换来普利策奖

　　阿什莉送我到同楼层的一间会议室，八九个人已经端坐那里，后来又到了几位，总共12位。阿什莉将我介绍给主持会议的社论版主编简•希利（Jane Healy）女士和社论作家伯西亚先生。两人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列席美国报纸的社论委员会会议。当天是星期一，会议正在研究第二天的社论版选题，大家发言很有条理，讨论不算热烈，最后确定了3条选题，分别由提出选题的委员去撰写，我记得有一条是关于监狱改造的，另一条好像与汽车问题有关，还谈到中国。据后来伯西亚介绍，该报的社论委员会由资深评论家和社论版编辑组成，共有13名成员，但今天少了一位。为了保持社论的新鲜感，会议一般不讨论远期选题，多为第二天的社论。也就是说，每天见报的社论或评论，都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才开始写作的。社论委员会每周周一至周四共召开4次会议。这次的会议10时开始，大约10时40分结束。

　　就在这间会议室，伯西亚接受了我的采访。这是一位英俊的美国白人，看上去不到40岁。从后来他给我的报纸中，我看到一段关于他的履历。他今年44岁，是该报的社论作者，专长于国际关系、国家事务和财经方面的题目。他1985年加入该报社论委员会之前曾任《环球观察》（Global Perspectives）杂志的编辑和在大学讲授政治学，并先后在伦敦经济大学（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美洲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获得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政府管理、公共信息管理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到过中国，访问过一些地方，包括《南华早报》（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接下来，他介绍了社论版其他一些运作情况。他说：“我们的社论版归社论主编领导，社论主编向总编辑和发行人负责。发行人和总编辑每周参加一次我们的会议。这个会议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选题都与当前的新闻有关。选题一旦确定，我们就投入紧张的写作，写成的稿件就代表报社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明天将要见报的是一篇重要社论，该社论与头版一篇新闻稿配合刊发，主题是关于这里监狱管理问题，这方面有很多问题。还有一个选题是关于防卫组织。我们还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允许私营企业人士入党的决定。我们每天发表2篇社论，星期天有一叠评论板块，也归我们负责，那里会发更多文章。”

　　 关于编辑部，他说：“他们每天召开两次编前会，分别在上午11时和下午4时。会议的目的是决定哪些内容可突出发表以体现一家地方报纸的价值。到会的编辑讨论次日的头版，也讨论内页的某些内容。我们有上百个记者，他们整天都在获取信息并及时向编辑们报告这些信息。编辑们则将这些信息带到会上，大家设法将这些信息处理得最好。这些会议都是每天进行的常规会议，还有些非常规的会议，即晚上召开的编前会，那都是出现了最新突发新闻的时候，需要通过会议对版面进行调整。编辑部的基本程序是这样的：记者外出采访，回来写稿，稿件交给自己部门的编辑（主编），编辑查看该稿件是否有意思，遇有真正重要的稿件，编辑或主编会交给总编辑审阅。我们的总编辑每天晚上8时起在这里上班，直到深夜。我有时晚上11时看到他在忙碌，那说明我自己11时也在忙碌，我也很勤快（大笑）。我们的目标是，不仅使自己的报纸成为佛罗里达州最好的报纸，而且成为南方最好的报纸，甚至全国最好的报纸。这意味着我们会干得更苦。蒂姆•弗兰克林（Tim Franklin，该报总编辑）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去年12月才担任此职，但一心想把报纸搞得更好。简•希利原是社论版主编，现在升任执行总编，继续负责社论版。她上任才一年。你瞧，我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总编辑，还有一个胸怀壮志的执行总编兼社论委员会的头，我的日子会好过吗？（再次大笑）”

　　 然后我们谈到他的普利策奖。原来，该报尽管有着125年的历史，却到1988年才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这次零的记录是由现任执行总编辑简打破的，获奖作品是她的系列评论《佛州蒙羞》，文章尖锐批评了佛罗里达州中部的错误管理。第二次获奖是两位记者写的系列调查报道，内容是对沃罗西亚县县长不公正地向车主们敛财事件的揭露，该报道于1993年获奖。第三次也是最近的一次普利策奖是2000年获得的，得主就是我面前的伯西亚先生。他的作品是一个长达一年半的系列评论，总标题为《佛罗里达雁过拔毛》（FLEECED IN FLORIDA），内容是披露佛罗里达州消费者在消费贷款方面遇到的种种不公待遇，包括汽车按揭、信用卡消费等，同时也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法并介绍了许多社会组织正在采取的积极行动。这些类似述评的文章由伯西亚单枪匹马完成，其间进行了艰苦的调查，公布了大量数据，作品被认为具有积极的社会服务动机与效果，因而一举获得普利策社论奖。

　　 从他给我的资料可以看出，《奥兰多前哨报》对普利策奖给予极大关注，不仅将三次获奖经历写入报史，而且对这次获奖更是大造声势，整个报社兴高彩烈。去年4月获奖后，整个编辑部立即为伯西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会，发行人、总裁、总编辑等领导悉数出席。报社还为这此获奖出了个16页的特刊，封面是一个拳头握着一把钞票，在《正本清源》（Righting a wrong）的大标题下，是几行大字：“《奥兰多前哨报》的一系列评论，直指那种将佛罗里达消费者变为牺牲品的贪婪商业。斗争是长期而艰巨的，但最终换来了公正变化、消费者的保护，以及我们的普利策奖。”特刊的第二页，是一幅庆祝酒会的大照片，上面可见发行人正向伯西亚的酒杯里倒酒，后面是欢笑的采编人员。特刊的其他部分主要用来刊登伯西亚获奖作品的部分内容。封底又是一幅彩色照片，上面是当时的总编辑约翰•海勒（John Haile）咧开大嘴笑着向伯西亚鼓掌致贺，背景里数不清的同事们也在鼓掌欢笑。该版的大标题是《我们新闻的优秀传统在继续》，下面一个围框的提要里写道：“《奥兰多前哨报》在12年内第三次获得了无尚荣光的普利策奖。对于本报评论家约翰•伯西亚来说，这是一年半的奉献，1500小时以上的苦干以及100多篇激动人心的评论。”【1】不仅如此，伯西亚还给我看了2001年元旦报纸上再次回顾这件盛事的照片，照片上他正和一位老太太在很多同事的包围下相拥而泣。

　　 他说：“那是我亲爱的妈妈。”关于这次获奖，他不愿再说了，拿起一支圆珠笔在一份资料上写下“2500 H, my time”几个字，脸掉向一边，默然不语。

　　我的心也怦然而动。我明白他的意思，为了这个普利策奖，他花去了2500个小时，而不是报上说的1500个小时。这一年半的苦衷，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而当初他动笔写这个系列评论时，并不是为了这个奖。伯西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美国很多新闻工作者也一样，随时准备为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付出高昂代价。由此我想到《华盛顿邮报》两位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想到《华尔街日报》的珀尔……

　　四、干练的阿什莉

　　与伯西亚先生谈完，他将我送回到阿什莉女士的办公室。阿什莉一见我，忙停下手中的活继续与我攀谈。她接着介绍说：

　　“我们有6个办事处，各处既有记者编辑，也有广告推销人员。他们分别做自己的事，直接与总部有关部门联系。我们还有若干副总编（我数了一下，实际上当时是8个副总编——笔者），每个副总编负责一个部门或方面。如盖尔负责经济新闻，他本人有时也像记者一样去采写经济报道；鲍勃负责本市新闻，我们有很多记者报道本地新闻，本市新闻自己有驻各区或郊外的记者站。由于我们属于论坛公司，所以我们和该集团公司旗下的大报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自从我们加入论坛公司后，我们就无需设外国记者站了。我们现在从《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新闻日报》获得很多新闻，特别是从它们的驻外分社获得大量国际新闻。我们只保留波多黎各一个驻外记者站，那时因为我们的读者较为关注南美州新闻。尽管集团内各报的运作是相互独立的，但我们从上述三大报纸获取新闻却是完全免费的，这是加入集团的好处。我们还买美联社的电讯稿。我们在奥兰多没有竞争对手，但芝加哥有，《芝加哥论坛报》有很多竞争者，那里有两家大报，而且分属不同的报业集团。

　　“我们的广告部有250至300人。分类广告是我们最大的广告源，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汽车、招聘和房地产。分类广告按英寸栏或行收费，普通版按1英寸高、6栏宽的基本单位收费。一个普通版价格为15,000美元，如果刊登量大可享受折扣优惠。星期天刊的广告最贵，一个彩色整版收40,000美元，是所有广告版中最贵的价格。平时分类广告每行（1英寸宽）11美元，是最贵的广告价格。本报去年的广告收入为2．4亿美元。我们的发展势头很好，报纸赚很多钱。我们下个月还将创办一份新的周刊，用两种文字印刷，一种是英文，一种是西班牙文。西裔人口在这座城市占了17%，你住的凯西米更多，大约40%。亚裔人口在这里占5%。现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西裔人口总数近30万。我们计划首期发行6万份。这是新刊的样报。”

　　我接过她递来的样报，发现这是一份颇为奇特的报纸。该报对开12版的报纸，标明的时间是2001年8月11~17日，全部彩色印刷，图片很多。报头位置写着“El Sentinel”，算是报纸名称了，其中“Sentinel”是“前哨”或“哨兵”的意思，与母报一致，“E1”的意思不清楚，美国一些报纸常用“E”代表以高科技为主的现代经济，不知该报是否有这个意思，但该报的内容的确以经济为主，但也可能是某种西语表达方式，我后悔当初未向阿什莉讨教。令我感到新奇的是该报两种文字混合的形式。以第一版为例，头条文章标题《西裔人涌入佛罗里达寻梦》是英文，但副标题却是西班牙文，而正文则一半是英文，一半是西班牙文。二条文章全是西班牙文，底端一条通栏标题的文章又是英文。其他文章包括天气预报，也是两种文字混用。这报纸我读起来很别扭，但相信这很适合那些懂得一点英文的西裔人阅读。

　　阿什莉约三四十岁的年纪，身材高挑，脸蛋俊俏，穿一身紫红色西式套裙，愈显端庄。从她分管的多项工作及助手不断向她请示的情况看，她有着做不完的事务，但总是笑呵呵的。再看她应我信中要求为我准备的材料，更加深了我对她的印象——一位精明干练的职业女性。

　　她给我的材料主要由她领导的部门完成，每种材料的封面都印有“奥兰多市场成功向导”字样。这些材料中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2001年本市基本数据》。这本印刷精美的资料为大16开本，62页，内容包括：

　　1、 奥兰多人口基本情况，含每周成人增长数量、机场每天到达班机及载客数量、18至34岁人口所占比例、成人生活方式及主要消费行为、大学生数量及本市各类人种所占份额等，从中可知奥兰多人口的增长率达18%，居全国第三；

　　2、 经济及就业状况，包括岗位数量、就业比例、大公司数量等，从中可知奥兰多市区有高科技企业2900家，职工40000人，每年销售额47亿美元；

　　3、 房地产情况，包括20家最大独立洋房建造商、房屋平均成本及售价、房地产市场走向及回顾等，从中可知奥兰多每年大约新增29，500个新家庭，占现有家庭数量的5．1%；

　　4、 交通和旅游，包括旅客数量增长率全国第六、12家主要航空公司在本市的旅客吞吐量、每年接待游客数量、酒店平均入住率等，从中可知奥兰多平均每天有30万外地游客，每年接待游客4200万人次，数量是纽约州、宾州、新泽西州三州人口之和；

　　5、 零售情况，包括该是零售市场增长率居全国第四、居民消费结构、商店数量、居民每天购买物品种类等，从中可知奥兰多各类商店多达118万家，每个家庭的平均零售消费额居全国第二；

　　6、 媒体情况，包括《奥兰多前哨报》的各类数据、报纸在本市及各县的销量、在当地发行的其他报刊发行量、当地可以收看到的电视台情况、广播情况、受众分布情况等，从中可知佛罗里达州中部（即奥兰多及其附近地区）有85个电台、30个电视频道和20个有线电视节目经营商，当地住家可以收到200个以上不同的电视播出信号。

　　资料中列了大量表格，使得有关数据的意义一目了然。据阿什莉介绍，这本资料每年更新一次，是从大量政府及中介组织公布的材料中筛选整理出来的。我不禁感叹这一资料工作做得扎实。我相信，这样一本东西，对报纸无论是采编部门、行政管理部门还是发行部门、广告部门，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中国干了近20年报纸，还没见任何报社编印过类似的资料。

　　其他还有版式花哨的《访客指南》（Visitor Guide），2001年1月出版，里面分析了到奥兰多的游客的各种情况，数据详实，包括游客国家分布、每年消费总额及分类金额等，例如1999年海外游客的消费行为分别为：购物94%，公园游玩87%，餐饮82%，水上运动或日光浴44%，市容观光31%；国内游客消费行为分别为：公园游玩72%，一般娱乐51%，餐饮48%，购物46%，市容观光20%。在游客消费统计中，海外游客平均每日消费711美元，国内游客平均每人消费526美元，参加会议者平均每人消费760美元。另外还有一些有意义的数据，前面已经谈过，不再赘述。这样的手册不像是一家报纸编印的资料，倒像是旅游局的读物。

　　还有五大本广告书，是2001年1月生效的最新版本。其中包括广告政策、大幅广告价目及刊登方式、分类广告价目及刊登方式（分为招聘分类、汽车分类和房地产分类三本）等，内容不厌其详。另外是一些报社基本情况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本报大事记，从中可以看出一家新兴城市第一大报的发展轨迹：

　　1876年6月6日创刊，当时名称为《奥兰治县记者》（Orange County Reporter）；

　　1903年《奥兰多晚星报》（Orlando Evening Star）改为日报；

　　1905年《奥兰治县记者》改为日报；

　　1913年位于奥兰多的《南佛罗里达前哨报》（South Florida Sentinel）改为每日出版的晨报；

　　1916年《奥兰治县记者》和《奥兰多晚星报》合并为《记者星报》(Reporter Star)；

　　1931年《奥兰多前哨早报》收购《记者星报》，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en）受聘来到奥兰多管理这两份报纸；

　　1945年安德森买下上述两份报纸；

　　1951年两报搬入北奥兰治大道的新印刷厂；

　　1960年印刷厂扩建一倍；

　　1965年安德森将两报卖给芝加哥的论坛公司；

　　1966年安德森退休，威廉•科诺默斯（William Conomos）被任命总编辑和发行人；

　　1973年两报合并为一份日报，取名《前哨星报》；

　　1976年查尔斯•T•布朗贝克（Charle T. Brumback）被任命总裁，詹姆斯•D•斯夸厄斯（James D. Squires）被任命总编辑；

　　1981年哈罗德•R•利芬道尔（Harold T. Lifvendahl）成为总裁和发行人，报社投资2．8亿美元建立印务中心；

　　1982年戴维•伯金（David Burgin）担任总编辑，报纸更名为现名《奥兰多前哨报》；

　　1985年约翰•海勒担任总编辑；

　　1988年投资3500万美元的印刷厂扩建完成，报纸获得第一个普利策奖；

　　1990年报社位于湖县的印刷新址落成，从此可以满足广告商印刷“直邮广告”的需求；

　　1993年约翰•P•普尔纳（John P. Puerner）担任总裁、首席执行官和发行人，报纸获得第二个普利策奖；

　　1994年开通首个互联网站；

　　1996年创办《黑人之声》互联网站；

　　1997年在互联网上创办《奥兰多数码城》，创办24小时有线电视新闻台；

　　1998年创建为企业家和商务旅行者服务的网站《日志》；

　　1999年创办为西裔服务的星期天副刊，创办发行14,000份的《旅行指南》；

　　2000年报纸获得第三个普利策奖，凯瑟琳•沃尔兹（Kathleen Waltz）担任发行人，报纸自1982年改用现名以来首次全面改版，包括在头版增设快速导读（Quick Read）、增加更多副刊、运用更多彩色、缩窄报纸宽度，蒂默西•弗兰克林（Timothy Franklin）被任命总编辑。

　　所有这些资料的封面，都印有“奥兰多市场成功手册”（Tools for success in the ORLANDO market）字样。

　　我们的谈话一直延续到中午12时，阿什莉邀我共进午餐。在餐桌上，我们继续交谈。我谈及自己感觉到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和善好客。她立刻赞同，说她在纽约住过较长时间，也常去芝加哥和波士顿等大城市，那里的人远没有佛罗里达人那么友好，很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一般说来，越往南方人们越亲切。我问为什么，她说很难解释，也许是北部居民生存压力大、竞争激烈和各国移民多的缘故吧。

　　当谈起我正在开展的一个课题时，她突然问：

　　“你和西北大学的媒体管理研究中心谈过吗？就是芝加哥那个西北大学。”

　　“没有，西北大学是很著名的学校，但我没听说这个中心。”

　　“你今后如果去芝加哥，一定要去这个中心。它曾经叫报业管理研究中心，正好合你的课题啊，”她热情地建议道。“我有一个朋友叫马克，在那里当主任。他是个很好的人，你和他交谈会很愉快。我手头没有他的电话，但我会从网上传给你，如果需要的话。西北大学就在城市的北部，它有商学院和新闻学院。”

　　“当然需要，太谢谢你了！”我为这意外的收获欢喜不迭。后来我果然访问了那个研究中心，和马克主任交谈甚欢，那是后话。

　　 五、美国报纸的中国情结

　　在和伯西亚的谈话中我发现，《奥兰多前哨报》较为关注中国大陆的情况。例如今天的社论委员会会议就考虑将中国共产党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作为社论题目，而伯西亚去年曾专程去中国采访。作为一家地方报纸，其眼界之宽，值得敬佩。我曾和他谈起他的中国之行。

　　 他是去年4月受美国全国社论作家联合会的资助去中国旅行的。这个时间距他获得普利策奖正好一周年，可以想象其踌躇满志的心情。据他介绍，在中国期间，他访问了“各层次”的政府官员，与西方国家政府和经济组织在中国的代表交谈，还会见了中国的经济学家、新闻工作者、企业家，并向大、中学校的师生作了演讲，经历可谓相当丰富。回来后，他写了多篇报道，《奥兰多前哨报》2001年6月10日在星期天评论板块的封面刊登了其中三篇，并加了带大幅彩色插图的大字标题：中国改革之风（The Winds of Change in China）。他给了我这期报纸，打开一看，这三篇文章中第一篇为《中国的未来蕴含着各种机会和可能性》，第二篇为《不同文化视点导致美中关系复杂》，第三篇为《上海的复苏显示一座城市企图挽回失去的时间》。三篇文章都很长，分别转至第四、第五和第六版，总共占去两个整版面积。文章做了很多分析，有些未必准确，或有失偏颇，如第一篇文章对中国未来的分析。但总体来看，他掌握了很多情况，引述了很多观点，信息量丰富，有助于加深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这期报纸的内页还刊登了他写的另一篇占据半个版的文章，题为《由旅游转向高科技——一个熟悉的话题》。文章写了伯西亚在西安采访时的感受，说当地人不甘心仅靠旅游景点赚钱，希望经济实现多元化，最好在高科技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他认为这一意愿和奥兰多很类似。奥兰多也是靠旅游景区和主题公园发展的，这里的政府和企业家也希望经济能够多元化，更希望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事实上，奥兰多靠近肯尼迪航中心，航天工业的相关产业会较好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所以伯西亚说由旅游转向高科技是“一个熟悉的话题”。同一天该报还有其他作者写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如第三版有一篇头条评论为《中国会因脆弱的自由而衰落》，这就比较“负面”，也是美国报纸喜欢搞的平衡术，正面评论多了，就来点负面的。文章开头即称：“美国记者在挖掘让民众知情的新闻时享有极大的自由。当然，有时民众宁可不知道某些新闻。有时记者不得不报道的内容实际上伤害或打扰了读者。但我们的先辈们明白，一个自由的社会要想维持下去，所有不同观点，哪怕是令人沮丧的观点，都应该公平发表。正因为这样，先辈们写下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用来保护新闻不受政府的干涉。”接着，这位作者批评了中国政府对报纸的管制。这是一篇与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原则格格不入的文章，当然代表了很多美国同行的观点。但按照“莫谈政治”的自我约束，我避开与伯西亚谈这类话题。我知道，就在一个多月前，他和我的一位同行就此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后来我在美国各报跑了一圈后发现，关心中国状况的报纸，不独《奥兰多前哨报》。几乎我到过的所有报纸，都经常甚至大量地刊登有关中国的消息、通讯和评论。这里仅举我访问各报当天看到的情况为例。

　　 7月3日访问《圣彼得堡时报》时，在我索要的该报最近的星期天刊中，即见该报在国际版刊登《华盛顿邮报》提供的报道，题为《中国接受美国关于加入WTO的条件》。消息导语称：“美国和中国昨天宣布，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中国成为该组织成员铺平了道路。”显然，当天《华盛顿邮报》也有此消息。

　　 在7月2日对《奥兰多前哨报》的访问中，我见到当天报纸在A3版，也即美国人所谓“第二头版”（second front page）上，赫然有《中国接受企业家》的新闻。导语如下：“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星期天（即昨天——笔者）宣布，中国共产党将允许私营企业主成为共产党员。这是中共在意识到企业家们在国家未来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时做出的最新决策。”在接下来的段落里，消息继续说：“江作为中共领袖，是在人民大会堂庆祝中共诞生80周年的讲话时做出上述宣布的。这是两个月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作大肆宣传后的一个惊人结果。”一查消息出处，还是来自华盛顿邮报新闻社。佛罗里达州的报纸比较喜欢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家大报新闻社的稿，相对较少用美联社的稿件。

　　 8月13日访问《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时，该报给我的最近一期星期天刊（7月22日）的A叠新闻版用了两个整版篇幅，以横跨两版的大通栏标题《中国的稀有鹤类与它们的美国朋友》，刊登了该报记者的专题报道，讲述了中国云贵高原草海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鹤鸟的故事。该文虽然讲到美国一些动物保护专家前往协助的事迹，但刊登的6幅图片，除一幅丹顶鹤照片和一幅保护区位置图外，其余4幅大幅照片全部是关于当地农民的，尤以一农户全家4口人的合影最为抢眼。照片上两位年轻夫妇满足的微笑和两个孩子天真无邪的目光，加重了这两版内容的中国味道。

　　 8月14日访问《芝加哥论坛报》和该报媒体关系经理比厄里格谈话时，他特别谈到该报对中国的报道，说该报对中国的报道不仅较多，而且客观全面；不仅新闻方面的报道量大，在社论评论方面也经常列入选题。他向我出示了几份该报近期对中国重点评论的网络下载版，如7月1日该报在星期天刊评论版以《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中国》为题，用数千字的篇幅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情况，小标题分别为“现代、大型、自豪”，“经济改革”，“大陆生意人”，“自知之明”，“人们感觉良好”，内容丰富有趣，里面提到WTO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些信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比如说上海现在有1300万人口和300万流动人口。其他几篇分别是7月4日的社论《中国为何积极申办奥运会》，7月2日的社论《香港是关键》（Hong Kong, a case in point，主要观点认为北京和台湾的未来关系，关键看香港的发展），6月13日的社论《自由贸易的一道亮色》（A brighter day for free trade，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桥梁），等等。

　　 8月16日到访《底特律新闻》（The Detroit News）的当天，该报在A叠第三版头条位置刊登一则中国新闻，标题占据3栏：《台湾人在中国大陆找到事业和财富》，副标题为《新到大陆的台湾人投资数十亿美元，创造300万工作岗位》。报道说，“台湾商人无视导弹防御计划和潜水艇问题，也不顾北京和台北政府之间如何敌对，他们对大陆热爱有加，特别是对上海。……据估计，目前台湾2200万人口中，大约有80万人在大陆工作，其中多达30万人在上海，这座中国新的梦幻城市。”文章又说：“台湾不明朗的经济前景是促使商人北移的主要原因，如台湾的失业率创16年最高，达4%；台湾股市市值损失40%；对台湾‘总统’陈水扁的管理信心大幅下挫，等等。……今年4月台湾一项调查显示，64%被调查者都有意愿到大陆开创事业或在那里工作。这个数字是一年前的同类调查数据的8倍。”这篇报道还在标题下专辟一栏放置背景资料，题为《岛民外流》，列举了“在过去的30年里，台湾掀起的三次移民潮”：第一次是“在1971年台湾被迫将在联合国的席位让位于共产党中国之后，移民主要目标——北美洲”；第二次“是1979年，华盛顿与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移民目标——北美洲”；第三次“是2000年，在台湾民主选举‘总统’、陈水扁的当选结束了50年的一党统治之后，经济出现滑坡，移民主要目标——中国大陆”。这篇报告是《洛杉矶时报》提供的，可以肯定该报也会在同一天刊载此文。

　　 8月24日访问《波士顿环球报》的当天，该报A8版的头条文章是《中国承认艾滋病患者猛增》（China admits big rise in AIDS），用了近2000字报道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情况。这算是一条“报忧”的稿件。

　　 10月23日访问《巴尔的摩太阳报》时，见该报在A叠第23版（评论版）刊出占4栏宽标题的中国问题评论，题为《西方门前打仗 中国感到不安》。评论第一段说：“中国对美国反恐战争策略性的、有限度的支持，已经得到美国国内广泛的尊敬。”接着，文章另起一段将话锋一转：“但是，尽管中国与美国有一些共同的敌人，但从深层次来看，中国对美国军事力量在其后院的运作感到越来越不安。”这篇评论还配了龙和鹰互相怒目而视的漫画插图，文图面积超过四分之一版。

　　 10月25日访问《费城问讯报》时，该报当天A叠第二版刊出《保罗就有关失误向中国道歉》的报道，占3栏。报道的导语称：“教皇保罗二世昨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就殖民历史阐述中的错误表示歉意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篇消息的背景是梵蒂冈此前就历史上西方神职人员在中国的作用作了不符合事实的阐述，并称中国有800万人忠于教皇并秘密进行礼拜活动。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并予以坚决驳斥。

　　 12月12日我第三次访问《纽约时报》时，见一份报纸（12月5日）头版刊登题为《中国正努力使器官捐献法制化》的报道，介绍中国目前在器官移植方面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报道篇幅较长，转文至A14版，共占四分之一版。同日，见前一天（12月11日）报纸头版再次刊登中国新闻，题为《中国农村艾滋病蔓延迅速》，导语称：“正当中国中央政府对艾滋病人数增长问题采取公开化的透明政策时，很多地方政府对此类问题却讳莫如深，对病人需求不愿理睬。”这篇配有彩色图片的报道也很长，转文至A16版。

　　 今年1月25日，当我再次与《华尔街日报》执行总编辑的秘书联系时，该报当天在A10版头条位置刊登题为《中国人的言论向台湾示好》，副标题为《外交政策负责人称北京有可能接纳台湾执政党》。报道称：“中国高级外交官员暗示北京可能愿意接纳台湾执政党，这一表示将舒缓目前两岸的紧张关系。……在北京昨天一个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台湾民进党中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在致力于将台湾独立出去，他邀请绝大多数人来大陆访问。”和该报其他重要报道一样，这篇报告配发了钱其琛和陈水扁的“钢笔画”肖像。同日，该报在国际板块头版刊登3栏报道，题为《飞机事件调查涉及解放军》。报道称前段时间暴露的中国向美国购买的总统专机装有大量窃听装置的事件，正在深入调查中，有可能涉及参与这宗交易的军方人士，云云。

　　 总之，穿行于美国报界，有关中国的报道可谓不绝于耳。有一次我索性用自己纽约公共图书馆借书证的号码登陆该馆的一个网站，查阅各报中国报道的数量，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1月至2001年12月，美国各报刊发的有关中国的报道达1万多篇，其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周内，《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4家报纸就刊发中国报道38篇。

　　依我所见，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热至少给我留下三个印象：一是中国的崛起正引起越来越多的美国读者的关注，各报正努力满足读者的这一“知情权”；二是这些报道反衬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还太少，中国目前社会任何现状的披露，都可能成为“新闻”（我在美国期间，处处感到美国人对中国之了解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有一次我带着数码摄像机到教室，任课的美国教授课前闲聊时问我这个摄像机花了多少钱。我说是1998年在香港买的，当时是最好的索尼机，花费港币15000元，接近2000美元。她听了大吃一惊，说我一定属于中国最富有的阶层。我忙解释说中国城市中拥有数码摄像机的人很多，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人士，只因喜好这个，才舍得在上面花钱。我所在的城市，花二三万美元买私家小轿车的也至少数以千计。她听后更加吃惊，摇摇头，做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表情。另注：去年美国境内数码摄像机的最高价格为1500美元）；三是就我所见到的中国报道，并没有明显的“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上面列举的10多篇报道都是到各报采访时撞上的，没有刻意挑选，报纸也有一定代表性，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种抽样调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