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中国新闻媒体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传媒的发展，是新闻传播学探讨的空前活跃，以及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空前繁荣。忙忙碌碌的传媒人在学术期刊上交流着他们的所得所失、所思所虑，也渴望着从学术期刊里获得新的思路，新的理念，了解传媒变革的动向，把握传媒发展的趋势，回答他们面临的挑战，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在目前全国四五十种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中，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由大学新闻院系办的，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现代传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国际新闻界》，以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大学》。在学界，这类期刊被称为“学院派”。它们注重学理的探讨，对探索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引介西方的新闻传播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信息概念引进、新闻与宣传的讨论；90年代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新闻专业理念、影响力经济学概论提出，对推进新闻改革、更新新闻观念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学院派”期刊的编辑们往往有着既定的追求目标，这些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富有理想，书生意气，不少文章有激情，有理论，但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泛议论也不少。

　　另一类新闻传播学期刊是由协会或学会主办的，比如中国报纸协会主办的《中国报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等。这类期刊最被学界、业界看重的是它们提供的权威性数据。近些年来，它们邀请媒体主管部门各级领导所撰写的综合性评述和分析文章，能让人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把握新闻媒体的走势，极受人们的欢迎。

　　在新闻传播学期刊中，数量最大的一批是由新闻媒体（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办的，其代表性的期刊有《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电视研究》等等。贴近实践、面对现实是这批期刊的显著特点。来自采编第一线的编辑记者就一批重大题材的幕前幕后的报告和体会给人们诸多启迪，传媒集团化和频道（频率）专业化的具体运作、传媒经营的经验总结、加入WTO以后中国传媒面临的冲击和对策、新形势下受众的新特点等等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经验、新思想在这些期刊中得到具体而微的显现。近些年来，这一批期刊在保持其关注现实特色的同时，竭力提高其理论研究的档次，努力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阐述当今中国新闻界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规律。在这方面，由文新报业集团主办的《新闻记者》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近些年，《新闻记者》对中国传媒发展态势的冷静分析，对新时期受众特点的准确描绘，对加入WTO以后中国传媒的遭遇的全面预测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新闻记者》所具有的前瞻性、前沿性研究成为被学界、业界共同看好的一本新闻传播学期刊。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和国外，例如美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相比，两者风格的差异十分明显。相比而言，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关注的重点是在宏观层面上的问题，而美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着重点在微观层面上的探索。中国期刊上以思辨性学术文章居多，新思想、新观点引人注目；美国的期刊以实证调查为主，以其翔实详尽的数据取胜。这两种期刊风格不同，并无谁高谁低之别，仅仅因为国情不同。中国的新闻媒体正处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轨转型期，新闻媒体自身也处于改革和整合期，有许多宏观层面上的问题急待探索、解决。但是，西方学者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踏实学风以及规范操作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经过20多年的探索、研究，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还处于幼稚、粗糙阶段。这一点，在新闻传播学期刊上也表露无遗。一是低水平的重复之作比比皆是。学术探索也像新闻报道一样一窝蜂地炒作，前几年炒“舆论监督”，近两年炒“媒体经济”。期刊上连篇累牍地发，但真有新意的极少，基本上都是老话套话。二是研究缺乏规范，大量论文流于随感，罗列、拼凑。随便说出来的“××性”“××化”在期刊上到处可见。“10大趋势”“8大趋势”之类预测性论文，有多少实证依据？一个人一生对一个行业的趋势预测只要真正有一条能得到证实已很了不起，“10大趋势”“8大趋势”都能被实践证实真成了神仙了。三是缺乏文献依据。一篇论文写作前，先得查阅相关文献，首先得看别人说了些什么。而发表在新闻学期刊的大量论文竟连一条引文，一篇参考文献也没有。没有学术积累就不可能有学术创新。

　　创新，这是学术的灵魂。惟有不断创新，才能把我们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办得鲜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