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流传于外国传媒圈的故事是：一个外国记者如果来中国短短一天，面对泱泱中国之陌生与庞大而写不下一个字，如果来中国一个星期，这个记者回国后能发表洋洋万字关于中国新变化的报道，如果来中国一年呢，这个记者反而又会写不下一个字，因为所有变化都变成理所当然了，他给同化了，因为本来中国人就这么认为的。

　　与此相类似的故事是，学者王小波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叫做《一个洋鬼子在中国的快乐经历》的书，里面提到，清朝末年，该洋鬼子从上海一下船，看了中国人的模样，就喜欢得要发狂。书中道出原来这洋鬼子是虐待狂，那时候的中国让他实现了理想，中国男人都是头顶剃得半秃不秃，还留下猪尾巴小辫子，洋鬼子觉得“这真真好看”，中国女人则把脚缠得尖尖小小的，走起来那种娇羞无力的苦样，洋鬼子“看了也要发狂”……王小波把这本书中的洋鬼子观点与清末“文化怪杰”辜鸿铭的“赞成妇女缠足，男人留辫”的腔调对应起来，狠狠地指出顺着洋鬼子的意思来按压华夏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精神”。

　　如今，显然“妇女缠足，男人留辫”这些陈旧的文化“国粹”早已伴随历史的变迁雨打风吹去，追“新”与逐“变”成为这个时代的必然主题。

　　作为术语，“新”存在三种不同意义指向：首先是作为新鲜的或新近创造的新（Fresh or newly created）；其次是作为改良的或革新的新（Improved or innovative）；其三是作为不熟悉的或新奇的新（Unfamiliar or novel）。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新，政体的更新；如今，因为在生活方式形态、文化时尚形态上有着全新的方向与发展可能,“新新中国”冒升而出。

　　1996年，当第一期《新周刊》出版时，“新”字便成为这本新创杂志的主题语，当时杂志的广告语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新一点”。时至今日，如果你翻开以前的杂志，你会发现，原来中国在追逐“新”的过程中在这短短几年中变迁的急速，着实惊人，社会心态往往反映在杂志报道的形态上，1996年我们还在报道共和国阅兵仪式，1998年我们报道共和国的“国字号”，1999年我们缅怀“50年50句”，2000年我们报道WTO带来的影响……作为一本始终以“新”为报道主旨的杂志，我们能确定以前的报道都是与当时社会心态相呼应的，而如今，针对中国各个领域纷纷显现的新面貌，我们似乎只能以“新新中国”这样的方式来作报道。

　　新时代、新思维、新生活方式是如今每个中国人都能吐出的词汇，编排这些“新”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尝试编纂“新新中国”时，列出的项目不下百条，真的是有“百花争放”的景象，而幸好我们的目标很直接：以最浓缩的精华手法给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新形象拍快照。于是，“新新”的量度标准是：来自广泛而集体的影响力（而不是甫冒头的新玩艺），来自确切而务实的个案（而不是泛泛的概念），来自持续而进程中的现在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或将来时），除此之外，更多地，来自思想形态（而不是简单的物的形态表现）。

　　在排列方式上，我们首次以“A-Z”的方式针对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进行描述。你也许会说，中国并不是一个习惯拉丁字母语态的国度，然而如果你进入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或者各大城市的地铁站，当你意识到这些登机口或出入口无一不是以ABCD的排序方式，而根本不会考虑我们中国传统排列用语的“甲乙丙丁”或“一二三四”，而且重要的是，“ABCD”一点也不会阻碍你的行程，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公众领域，“ABCD”是一个可靠的标示序列方法。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还是里面的内核。

　　无论如何的排列，我们首先相信的是，这个国度的人仍然是爱国者（Patriot）；北京（Beijing）仍然是这个国度最重要的城市；家庭（Family）仍然是这个国度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甚至，上个世纪以来，美国（USA）仍然是我们最在意的国家。我们也不得不接受的是，出国路（Abroad）继续让浩大一群国人着迷；舶来物卡拉OK变换了一个脸孔以KTV形态继续让国人长夜犹唱；星座学（Horoscopes）也继续让一大群不知相信真爱还是相信不真爱的国人维系“星座信仰”。我们更发现：“我（I）”、生活空间（Space）和标签（Label）正成为社会人群中最在意的提法；经济学人（Economist）、王小波、周杰伦和Twins正成为热偶像；瑜珈（Yoga）、极限（X-Game）和数码格式（Digital）等正是这一代中国人不明所以地热爱的国际化潮流。

　　排列A-Z永远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会产生无限的变化，比如在W条目是王小波还是王海（一个曾经领先中国消费者维权行动风潮的人物）抑或是王朔更或者是“Wo我”？在S条目是Space（空间）还是上海（现在中国最热的都市）抑或是Supermarket超级市场（如今最影响中国城乡人群消费生活状态的商业机构）更或者是Super model超级模特？

　　甚至，如果从纵向角度，我们用A-Z来回顾1960-1970年代的话，D条目显然会在大庆或者大寨中产生，E条目显然是俄罗斯，R条目显然是Red红色，M条目当然就是我们的毛主席了。而在1980-1990年代，D条目会是总设计师邓小平，M条目也许会是气势汹汹的麦当劳，H条目是风情的香港等等。对我们来说，编纂新新中国A-Z之难点在于，如何在包罗最重要的同时，照顾条目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优胜劣汰一些表意重复的条目，进而形成机理脉络清晰的一个整体。

　　但不管如何努力，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新新中国”始终是一个庞大的命题，无论是放眼全球还是华夏大地，这个加速发动的能量让人深感其微，唯一能确信的只是，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