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消息无疑是令人高兴的，我是专门研究传媒学的，所以也就从本专业和研究领域的角度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们现在所提到的现代型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既然是有限政府，它就无法包办一切社会事务，这时候，它需要其它力量的支持和帮助。其中，媒体是一个聚合民意、实施监督和发现功能的平台，媒体所起到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于完善政府对于社会事务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国务院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其实是现代政府纠错机制在发挥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纠错机制往往是事后纠错，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已经为错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比如我们的良心受伤害代价、政府威信受损代价、公众利益被侵害代价等等，这些代价是如此高昂，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现在的纠错机制究竟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实际上，媒体由于具备了集中大量信息、反应速度快等特点，可以起到一种事前或者过程中纠错作用。很多事情如果有媒体的及时加入，实际上是可以避免小患积大病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南丹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人民日报专门就此发表题为《假如媒体缺席》的评论，文章指出：如果媒体真的缺席，那么这一惊天大案就可能一瞒到底；那81名无辜矿工的生命可能就此永远被埋葬在地下无人知晓。所以，媒体及时加入，及时发出声音，可以对很多事件进行预先纠错，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我们的社会和政府都处在一个转型时期，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晰。而媒体的作用，就是通过民意反映、自我调查等途径，可以及时地发现一些潜藏的问题，当报道出来时，可以同时给政府和民众一个明确的讯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媒体把真相告诉政府和民众，有利于问题的尽快解决，实际上也起到了一个社会调节器的作用。这也可以从SARS事件中看出，我们曾经专门组织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4.20”事件后，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为什么？因为真实的信息公开了，人们知道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也可以根据真实情况采取行动，这对双方都是很好的事情。

　　我再讲一个故事吧。古代名医扁鹊医术名扬天下，他的两个哥哥其实医术比他更高明，大哥能够在人症状还没有显露时就诊断出来并给其治疗，扁鹊二哥能够在患者症状还比较轻微时就诊断出来并给其治疗，而扁鹊呢，往往是在患者病情危重时开始治疗。虽然他们三兄弟都治好了病，但病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在常人看来，扁鹊往往能“起死回生”，而大哥二哥只能治一些“小病”，所以他们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如扁鹊，但实际上他们对病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扁鹊。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媒体起到的其实是“扁鹊大哥、二哥的作用”，但某些时候，某些政府官员对媒体往往有误解：认为媒体总是添乱不帮忙。实际上，媒体确实是在帮忙，媒体及时发现问题，可以帮助政府更快、更好地处理和解决问题，避免问题闹大后对公众利益和政府威信的更大损害，这怎么不是帮忙呢？

　　李长春同志提出了“三贴近”，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媒体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的媒体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更贴近地反映民意。我希望更多的政府官员支持媒体发挥这种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喻国明)